1942年，银行因两兄弟未能按期偿还所欠的6 700美元而取消了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实际上，在苏西·科利尔死后不久的11年间，兄弟俩没有偿还过一分钱的抵押贷款。由于此时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银行的手中，卫生部门下达的对房屋破损的正面维修工作也落到了银行头上。然而当维修人员到达时，兰利却硬是把他们支走了。几个月后，银行及城市管理人员登门要求收回房屋产权，并对兄弟俩下了驱逐令。他们用短柄斧头破门而入，却被一道纸张堆成的厚墙挡住了路，每次这所“鬼宅”的骚动都会吸引大批围观者，而此时门外也早已是门庭若市了。银行官员决定从2楼窗户进入，但3个小时过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他们也只挤进去了2英尺。挖凿的声音终于惊动了兰利，他马上要求见他的律师。约翰·麦克马伦已经担任兄弟俩的律师一段时间了，他很明白两人乖戾的秉性。虽然看上去很羸弱，但无奈的约翰还是亲自上阵，从消防云梯爬上二楼，钻过起居室的一条通道，找到了躲在一架钢琴后的兰利。麦克马伦告诉兰利如果不想被驱逐，唯一的方法就是偿清那6 700美元。一听到这儿，兰利拿出一大叠钞票，借了只钢笔签了文件，保住了自己的房子。

1942年秋天，一则有关霍默死亡的流言在科利尔兄弟的邻居间飞速传开。这流言又传到了熟识两兄弟的123大街警察局的柯林斯警官耳朵里。他赶到科利尔兄弟的住宅，说服兰利让他进屋，好查证霍默是否还活着。他们整整花了30分钟才避开重重机关，穿过了杂物堆成的海洋。终于，他们到达了房中一块小而暗的空地。柯林斯警官打开随身带着的手电筒，他看到霍默骨瘦如柴的身子坐在一张帆布床上，身上盖着一件旧大衣。霍默开口了：“律师先生，我是霍默·L·科利尔。我没死。我的眼睛失明，身体瘫痪了。”那是霍默对除了兰利之外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翌日，兰利向警察局投诉了此事。

科利尔兄弟的房子于1947年7月拆除。房子中的废弃品以拍卖方式出售，但拍得的总收入还不到2 000美元。房屋原址土地于1951年售出，1965年在此建成一座小规模公园。公园主管人亨利·斯特恩（Henry Stern）为其取名为“科利尔兄弟公园”。2002年，哈林区第五街区协会决心扩大对公园的利用，议程上的第一件事便是为其更名。协会主席辩论说，科利尔兄弟“在这里没有什么积极影响，他们不能树立正面形象”。她主张公园更名为“阅读树公园”，公园管委会否决了她的要求。公园管理员艾德里安·贝内普（Adrian Benepe）评论说：“历史有时是在不经意间被书写的。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是正面的、光鲜的，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仍然是历史。再说了，很多纽约的父母会吓唬他们的孩子‘快收拾屋子，要不你就成科利尔兄弟啦’。”

科利尔兄弟的举动的确很怪诞荒唐，但此种行为却并不罕见。现在，人们已知道这种举动叫做囤积症（hoarding），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虽然很少有像科利尔兄弟这么极端的病例，但因对事物产生的感情而使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的人的数量却大得惊人。自从我们开始对囤积症的研究工作起，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来信和电话，它们来自致力于研究公共健康和囤积行为安全隐患的公共官员、囤积者的亲友以及囤积者本人。我们经常会把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工作者组成专业听众群，与他们交流，当谈及强迫性囤积时，我们通常会请听众对下面这个问题举手表决：“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至少一个较严重的囤积症案例-可以是你自己的，你的亲友的，或除了你工作中的病人之外的任何人的？”每次，房间里都有至少2/3的人举手，大家都对这么高的比例有些咋舌。谈话后，总有许多人上前来承认这个话题之所以吸引他们，是由于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多么难以控制，多么难轻易改掉。

很可能你自己也认识一个有囤积问题的人。最新研究表明，囤积症的流行概率已达到美国人口的2%到5%。这意味着，美国有600万到1 500万人都罹患此病，并经受着囤积带来的压力以及对他们正常生活的干扰。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从没有把这些零散的迹象和囤积症挂钩。当你读到本书中各个人物的故事时，你会从未曾留意过的地方发现囤积症的影子。科利尔兄弟的案例或许听起来异乎寻常，但囤积者们对物体产生的依赖与常人对物品产生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你本人没有囤积的毛病，但毫无疑问，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你自己对物品产生过的感觉。

科利尔兄弟的故事虽然是20世纪40年代报纸的头版新闻，但是它在精神病学界却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我们的研究开始之前，科学文献中对于囤积症的调查和关注少得可怜。我（兰德·弗罗斯特）进行此次研究的原因纯属偶然。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麻省史密斯学院教授了几年的高级研讨课，主讲强迫症（OCD）病理。当时，强迫症已经成为颇受瞩目的一种病，据估算，单在美国就有600万患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已故的实业大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了。强迫症也常常在荧屏上被曝光，比如电影《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和电视剧《神探阿蒙》（Monk）。在我的课上，有位名叫蕾切尔·格罗斯（Rachel Gross）的学生，她十分勤学好问。学期伊始，蕾切尔便向我提问，为什么对于细菌恐惧症、强迫性清洁和强迫性检查仪式的研究为数众多，而对于囤积症的却寥寥无几。她同时又提到了一宗从小便深深吸引她的病例-就是科利尔兄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