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谭延闿确实要比张敬尧开明进步得多，但是对于以追求湖南自治的毛泽东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上海的遭遇对他是个刺激，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而陈独秀等人的努力，则让他意识到，要想让国家早日走上强盛进步之路，非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的帮助不可。

毛泽东回到长沙的第一件事，不是响应陈独秀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嘱托，而是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加紧筹备文化书社。在和何叔衡、陶斯咏等新民学会会员交谈时，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的方法，就是开办书店，传播文化。

彼时，谭延闿身上的文明、进步外衣还没有揭开，他听说毛泽东要开办书社，不仅口头上给予大力支持，还亲自题写了“文化书社”四个字。

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日为8月2日，而真正投入运营却是9月9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书社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正是当时囊中羞涩的毛泽东所不具备的，而本着为稳固信用起见，毛泽东也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想到了李大钊。

毛泽东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就源于李大钊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联合胡适，立刻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因他们两人出面介绍，毛泽东得以免去押金，从而得以从北京大学出版部源源不断地获得书源。

“文化书社”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响应李大钊号召经营这个书社，目的就是为在湖南建立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所以在经营理念上，书社自始至终坚持专门经售新出版物，而且在售价上仅仅只比进价多收手续费和邮费，所以在长沙很受欢迎。

文化书社一共存在了七年，而随着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后期，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秘密联络机构。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于1920年底。

而早在是年10月10日那天，一直和平相处的谭延闿和以毛泽东为首的长沙激进青年，终于撕破了脸皮。

原因还是湖南自治。谭延闿明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承认要推行湖南自治，要还政于湘人，以实现湘人治湘，然而背地里却在加紧收拢权力。

终于看清谭延闿真面目的毛泽东，开始在报刊上撰文对他加以抨击，而这直接导致和谭延闿矛盾升级，终于谭延闿再也顾不得体面，公然指使军警上街抓人。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陈独秀的委托，在何叔衡以及彭璜的帮助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

何叔衡，字玉衡，湖南宁乡人。

何叔衡的求学生涯也堪称传奇。时年已经37岁的何叔衡，和与他相差17岁的毛泽东一同考取了长沙第四师范，并且结为挚友。而在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以后，他作为一个中年人更是频繁参加毛泽东这类年轻人组织的活动，并因此加入了新民学会，又和毛泽东一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虽然和毛泽东等人年龄相差很大，但是同样的信仰追求、一致的救国救亡决心，让何叔衡一直是长沙革命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也因为这个原因，当上海支部在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得以和毛泽东一起当选为长沙支部的代表赴沪。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初冬，而在之前一个月，在武汉，紧接上海和北京两个支部以后，第三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准确称呼，应该叫做“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

上海支部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完成建党的筹备工作，经过开会讨论，决定派湖北籍的组员李汉俊和刘伯垂回武汉，以便于在当地成立党组织。

作为湖北人，李汉俊和刘伯垂有着地利之便，他们先后回到汉口，便立刻联系当地进步青年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一起商议建党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