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一系的禅法则不然，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两代传承而进入唐代，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先后在鄂赣皖交界处的湖北黄梅双峰山建立道场，聚众开法，才使自己有了立足之地。

达摩、慧可、僧璨三代，生活在南北朝末期和隋朝短暂统一战乱频仍的动荡时期。北方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进而又演变为北齐和北周，并出现了北周武帝灭佛这样的佛教大灾难。北周灭北齐而统一了北部中国，灭佛的法难自然也遍及了整个北方，直到隋文帝代周而立方止。南方则经历了梁陈之间的大战乱。这次战乱，摧毁了南朝梁武帝经营了近五十年的繁荣，残破的江南，甚至不如二百六十年前的西晋末年。陈朝短暂且衰弱，并没有给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带来多大的机遇。隋文帝的英明几乎可以与唐太宗相比，但隋炀帝的昏聩，又把整个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达摩大师虽长期居于嵩山，面壁九年，身边却没有几位弟子。二祖慧可更处于战乱之际，且受到其他教派的打压，甚至没有一处可供立足的寺庙，只好四处流离，百余岁高龄时，被诬致死。三祖僧璨汲取二祖的教训，舍北而就南，长期隐于安徽舒州的皖公山。只有四祖道信生逢治世，得以在双峰山落脚建寺，聚众开法，常有众五百余人。《历代法宝记》中说：“……信大师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象尽受归依，经三十余年。”这一盛况，的确是其前辈难以企及的。四祖门下弟子，除五祖弘忍、牛头融外，据《续高僧传》载，还有玄爽、法显、善伏等。据圭峰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载，还有黄梅朗、舒州法藏及法净等，俱为一时之俊秀。道信在双峰山开法长达三十年，影响及于朝野。唐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采，诏赴京师，上表逊谢，前后三返”，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第四次下诏：“如果不起，即取首来。”四祖“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异之，回以状闻，帝弥加叹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唐太宗的征召与褒奖，表明四祖“东山法门”的兴盛与稳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四祖圆寂于双峰山，五祖弘忍承袭其位，继续在双峰山开法，后来将道场迁到东面十余里的冯墓山。

东山法门在五祖的经营下，达摩禅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扬，乃至名动京洛。《楞伽师资记》载：“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曰东山法门也。”《历代法宝记》说：“后四十余年，接引道俗，四方龙象，归依奔凑。”《楞伽人法志》说：“时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传法宝纪》所说则更为辉煌：“令望所归……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论及当时禅法，举天下的确没有超过东山法门的了。五祖弘忍于高宗咸亨五年圆寂，其后十大弟子，如神秀开法于荆州玉泉寺，玄赜开法于安州寿山寺，智诜开法于蜀中资州，法如开法于潞州，智德开法于扬州，惠藏开法于莘州，玄约开法于随州，义方开法于越州，此外还有襄州通、邺州法、江宁持、蕲州显等。而六祖慧能开法于广东韶州，更显示了禅宗内大变革的启动。这样，东山法门分布的范围，北至山西，南至广东，东至浙江，西至四川，几乎涵盖了大唐帝国大半经济文化重要区域。老安、神秀、智诜等先后被武则天诏入洛阳，并迎入宫廷供养，神秀还得到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崇高荣誉。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广东韶州开法前后，东山法门在国内的盛况。

从南北朝以来两百多年的佛教发展形势看，东山法门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佛教的奇迹。东晋以来，先是鸠摩罗什所倡的三论之学兴盛于关中，随即风靡江南；接踵而来的是《维摩》、《法华》、《涅槃》、《成实》等经论的广为传习，师说竞起，而此时南朝的禅师则寥若晨星。梁末陈初，真谛三藏翻译了印度瑜伽学派的典籍《摄大乘论》、《俱舍论》等，在隋统一后也广为弘布。在北方，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翻译《十地经论》，北魏宣武帝亲自笔受，继而在北方形成地论学派，声势浩大。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毗昙学也在北方得到了弘扬。南北朝佛教总的特点是南方崇义理，北方尚禅数。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昙相，再传弟子静端等，皆以“九次调心”的禅法名重于世。而佛陀禅师是少林寺的开山祖师，传授“四念处”禅法，有弟子慧光、道房等。慧光是地论学派和四分律学派的领袖，其弟子法上任僧统数十年，实执北方佛教之牛耳。道房弟子僧稠在北魏时先后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尊崇，佛陀禅师赞叹他说：“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进入北齐，僧稠更受到文宣帝高洋的尊崇，被迎入宫中供养，高洋拜其为师，并自请为“外护檀越”。高洋还在邺都之南为僧稠建云门寺，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令达解念慧者（通禅法者）就而教授”。高洋还下令将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以供僧，欲令天下僧人归宗僧稠的禅法，但因僧稠的反对而作罢。佛陀、慧光、僧稠三代的辉煌，岂是达摩和二祖可比。但北周武帝破齐，随之灭佛，僧稠一系于是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