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并没有因为没能上成中学而放弃学习的机会，他不停地买书看，借书看。不但自己学习，还将书中的故事讲给村民们听，与大家共同分享他的快乐，他与高应龙、卓怀贵是村里有名的说书人。他是个记忆力和理解力非凡的人，讲起故事来专注投入，绘声绘色，情绪控制得当，面部表情变化，声音抑扬顿挫，仿佛他就是故事情节中的主人公，或是见证者，往往能把听者带入到故事情节中，让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外出时老有人缠着要他讲一段。有一次到地里摘水果时遇到下雨，几个人只好跑到看守棚里去避雨，负责为生产队看护水果的方加言和李长林提议让我父亲讲一段，讲到一半时，其子杨学奎有急事要找其说，他不耐烦地嚷道：“等下再说。”过了一会儿，其子又找上门来，与他说事，他骂道：“豺狗吃的，正在精彩处你又来打搅。”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因生产队要建盖房子，被安排到石头山上取石材，用于做房子的基础。安排去的还有村里的另外十几位石匠。每天中午饭后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都要求父亲讲上一小段，听上瘾后，到了该做活的时间，大家都不愿动。父亲说：“不能影响工作。”大家说：“再讲一会儿，再讲一会儿。”后来越讲越开，大家越听越起劲，就有人提议说：“你每天负责给我们讲好书，你那点活我们几个替你做了。”父亲说：“那怎么行，我自己的事我得做。大家如果想听书，就抓紧时间把当天的活计料理完，我可以给你们多讲一会。”大家惦记着听书，干劲十足，工作积极性高了，工作效率也高了。按生产队规定时间提前三天完成了工作任务，父亲整整给他们讲了两天书，十几位石匠大为过瘾。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讲书也能提高生产力。

1972年，政府开始修建韶山水库。那时没有工程机械，筑大坝用的土石方几乎全靠人挑车推来完成，需要大量的人力，为了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全公社各村的青壮年几乎全被抽调到工地上。工作十分艰苦，由于长时间没有文化生活，就有人提出让我父亲给大家说书。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我父亲哪敢冒这种风险？我们村一名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名字叫做杜敢生的年轻人站出来说：“怕什么，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就说是我让讲的。”父亲只好勉强答应，但要求局限在十来个人。讲着讲着，消息在工地上悄悄传开，晚上前来听书的人越来越多。本来是一个长约四十米，宽约五米的长方形工棚，中间用木板、高粱秆和草席隔开成一间一间的宿舍，由于听书的人多了，就把隔墙挤倒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干脆把几堵隔墙拆掉了，成了一个大通间。住在其他工棚的人得到消息后，也跑来参加，每天晚上这个大工棚里挤满了听书的人，约莫有三百人左右，离得远的听不太清楚，但只要能够进得去参与就行。父亲从原来几个人时压低声音小声讲，到后来放开声音大声讲，整个工棚里安静得像只有父亲一个人。不时有人自愿地给他加茶水，并关切地说：“喝口水再讲。”在那个精神文化产品严重缺乏的年代，父亲每晚坚持在工棚里说了3个月的书，丰富了工友们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也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是文化的潜在力量。

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几乎什么书都不能看了。你要是看《 水浒 》被人抓到了把柄，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想造反的帽子。村里出现了几个咬文嚼字，专门给别人挑毛病、找麻烦的人。大伯当过兵，比起父亲来，算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的人，但却胆小怕事。为了不让别人给家里找麻烦留下把柄，他不但把家里十几代人的家谱和七十多个牌位以及他自己收藏的书全部烧了。他还要求我父亲把自己收藏的书也烧掉。我父亲哪里舍得，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父亲嘴上答应他，心里着实舍不得，在一个很深的夜晚，父亲把他的全部图书约两百多本，一捆一捆地用绳子捆好，然后再一捆一捆地装进大的化肥口袋，外面再用塑料布左一层、右一层地包好。据他说，那时的塑料布很厚实，多包几层是为了防潮。在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他把这些书挑到地里，选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埋了起来，这下他才放心了。可没过半个月，天气突然转阴，下起了连阴雨。这下他又着上急了，他担心图书受潮后损坏，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过了10多天，他终于熬不住了，又在一个很深的夜晚，他摸黑来到埋书的地方，把那些书重新挖了出来，挑回家里，搬到楼上，打开一检查，幸好图书基本没有受潮。他爬上屋顶，我妈妈从窗子里边一本一本递给他，他打开一个瓦片压一本，打开另一个瓦片再压一本，换种方式把这些书又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