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斯皮尔伯格拍电影

在《第三类接触》（CloseEncounters）的拍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当初同意接这部片子真是犯傻：“早知道拍摄进度这么慢，拍摄时间这么长，我决不答应”。

就连专业演员都曾有过被各种怀疑包围的经历：“天哪！我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只有在回顾那段经历时我们才能从艰辛的拍摄中体会到快乐：“啊！当初在怀俄明州的吉列城，我们玩的真开心！”或者“亚拉巴马州莫比尔郊区的自然风光美极了！”

五年后我才写下上面这几行文字。毫无疑问，我为自己参加了名为《第三类接触》（CloseEncountersoftheThirdKind）的冒险而感到高兴，当所有的疲惫已成往事，只有强烈而快乐的记忆存留了下来。

一切都从1976年2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一个电话开始。当时，他正在筹备一部有关飞碟的电影，并打算让我扮演一位名叫克劳德·拉孔布的法国科学家。通常情况下，我会不假思索地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如果我不是正在拍片，就是正在为下一部新片做准备。而那一次，我的日程安排出现了空隙。我正在对《零花钱》（L'argentdepoche）进行剪辑，我知道自己将拍摄一部名为《男生爱女人》（L'hommequiaimaientlesfemmes）的影片，但该片的剧本创作尚未开始。

于是我答应了，因为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的作品，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在保持自我的同时轻松地演好克劳德·拉孔布这个角色，正如我当初在《野孩子》（L'Enfantsauvage）和《美国之夜》（LaNuitaméricaine）中表现的那样。最后，想到我只需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观看一部电影的拍摄全过程，而且不用担心自己像没有明确任务的不速之客那样妨碍别人，我就很高兴。

我很清楚，演员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所以我特意带上我的打字机，这样就可以提前开始《男生爱女人》的剧本创作，同时我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演员的评论集（但最终我放弃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

的确，看着斯皮尔伯格拍完整部电影是一种乐趣，在这样的拍摄强度下，很多导演大概都坚持不到最后。在亚拉巴马州的炎炎夏日里，在没有空调的大摄影棚里，我们来自洛杉矶的两百五十名演职人员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聚光灯架上站着四十位技工，他们听着对讲机里的指示，这些设备非常重，很难搬动，以至于每天最多只能拍两个镜头。拍摄条件如此恶劣，大家对作为艺术的电影本身逐渐失去了兴趣，每个人只考虑一己之利，盘算着自己重获自由的日期和飞机票……那时，只有导演独自一人守着他的梦想，他必须有足够的体力和毅力。

在斯皮尔伯格身上，我总能感受到这种勇气，这种坚定。我从未见他灰心丧气过，甚至当女制片人纠缠他，当华尔街银行家走进亚拉巴马的摄影棚，决定是否要再投入三四百万美元，当我们把人工烟雾喷到这些银行家脸上，他们虽然惊愕但依然无济于事时，斯皮尔伯格依然勇敢而坚定！1976年9月，哥伦比亚公司决定关闭摄影棚，斯皮尔伯格突然显得很忧伤，他说，太可惜了，他本来还有其他创意，比如，尝试让扮演外星人的七岁小男孩在空中飞翔。

秋天，我回到了法国，开始在蒙佩利尔拍摄《男生爱女人》，但我很快收到了斯皮尔伯格的来信，他需要我去印度孟买。因为我不可能中断自己的拍摄工作，1977年3月我才在孟买见到了斯皮尔伯格。他丝毫未变，依然笑容可掬，依然不知疲倦。他迅速组织群众演员和当地村民拍摄了一个大型场面。他对我说，电影的剪辑工作已经开始，复杂的事情会得到妥善处理，但他想补拍一两场戏，可能在墨西哥，也可能在纪念谷……因为在印度的拍摄十分惬意，我答应了，我对他说我非常希望影片可以一直拍摄下去。我说：“我常常想：永远都不会有一部名为《第三类接触》的电影诞生，但您却让大家相信您正在拍摄一部电影，并且为了让人相信这个巨大的玩笑，您成功地把很多人聚集在您的摄影机周围。我很高兴能参与这个玩笑，并时刻准备着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与您重聚，'装出'和您一起拍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