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精神面貌

我觉得1968年以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呈现出世纪末的特点。有人常常批评“疯狂年代”这种表达方式（人们用它指称二十世纪初期），但他们很清楚，本世纪初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历史时期，因为当时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事物：汽车、飞机、电、电影……十九世纪末，当家家户户都通上电时，妙龄少女们为了保护皮肤而打着阳伞吃饭。

当我对身边的人说，2000年将近，道德、精神和智力的混乱威胁着我们时，他们笑了：现在又不是中世纪了，人们不会再迷信，等等。这种怀疑态度忽视了数字尤其是整数的重要性。

广告人和政治家是我们需要提防的两类人，因为是他们--主要是他们--准备为2000年渲染上世界末日的气氛。

毋庸置疑，未来几年中，所有的政治演说，所有的广告宣传都会大谈特谈2000年，或把它解释为幸福的应许，或把它理解为文明的终结，或把它视为必须达到的目标，或把它描述成我们面前的深渊。

这种频频提及2000年的做法效果显著，因为它使我们每个人都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年过半百的人说：“2000年，我已经不在了，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年轻人会想，距离2000年还有好多年呢，空想也没什么意义。

于是，最脆弱的人--也是大多数人--会萌生一种失败主义情绪，随之产生一种真正的恐慌与自杀工业，这种工业有其创造者、消费者、获益者、受害者和精神领袖。

到那时，各人会有各人的解决方式。深思熟虑的人会用一种积极乐观，未雨绸缪的态度迎接二十一世纪，哪怕并非出自真心。他们只需拒绝整数的诅咒，由自己决定新千年的起点：我们结婚那天，孩子出生那天或者某位亲友去世那天。

危机不仅表现为无用物资的丰富与食物的匮乏，还表现为感情的褪色。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政治家和广告人不是危机的唯一罪魁，他们也因为疯狂误用日常词汇而促成了危机的产生。

广告语中使用的“温情”一词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于是，真诚的交谈中就不能使用它了。“敏感性”（sensibilité）一词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政治家用它来为自己的阴谋暗算辩护：“在我们的政党内部，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并存”。呸！

因为这些坏人，我们要准备好过没有“温情”和“敏感性”的生活，我们要变得冷酷一些，坚决地推开他们伸出的手。

（回答《文学半月刊》（1983年6月）上刊登的一项问卷调查。问题如下：“请问，根据您的经历，但又不局限于您的经历，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