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块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名字，抱着我妈妈就哭，说他没有保护好我们。

贺黎明：父亲去世时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到延安去农村插队了，在志丹县的窑洞里。当时跟哥哥姐姐只不过是书信来往，那时候不能打电话，我们也没有钱来支付这个电话费，就是靠写信，后来我觉得我姐姐给我写信老是话中有话，说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我就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问的，姐姐就写信告诉了我。说他们已经到301医院见过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的子女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父亲曾给他们的教诲，是他们艰难岁月中的支撑。面对种种逆境，他们从没畏缩，从没低头。当风雨过后，有人问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屈辱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仍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父亲一生的信条，我们不可能背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