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他那时真的认为他父亲会把他交出去吗？

黄梅：他父亲是不是真的会把他交出去，我想未必。但他父亲和母亲对他后来革命这件事情是不满的。我估计他母亲原来还是宠爱他的，后来他母亲却说，这就是你们给他读书读出来的结果，到后来闹不好就要满门抄斩。

记者：听说湖南暴动的时候，当时很多领导要求烧掉土豪劣绅的房子，但是您父亲好像没这么做，为什么？

黄梅：在湖南暴动的时候，领导受一些“左”的思想影响，要烧房子。父亲的哥哥到县里找到他，说你们干什么要烧房子，做这种蠢事，如果房子是地主土豪的，你们分给穷人住也好啊，为什么把它烧了，做这种蠢事！所以他在湖南暴动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观点是比较务实的，虽然在当时也被批判，但最后永兴的房子基本没烧，烧的很少。

记者：湖南暴动的那一天，农民暴动队伍成功地占领了永兴县城。这一支农民武装被整编为永兴赤色警卫团，您父亲任党代表兼参谋长。但是第二年的4月，在敌军的攻击下，他率部撤离了永兴，在湖南暴动失败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您父亲一直藏在家里吗？

黄梅：不，在湖南暴动失败后，他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找到党，就在各处漂泊。在武汉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人，他觉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反正看到了就知道是危险非常大的人，他反应很机敏，就冲过去先拦住那个人，“好久不见”地寒暄了一两句，那个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甩下他，绕道跑掉了。

记者：后来到了1929年1月，您父亲一路风尘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与中央接上了关系，但是在上海也是颇费周折吧？

黄梅：对，在上海的时候，没有办法了，也是没有出路了，又没有钱，一开始又找不到党组织，听说同乡里有一个有钱人，就想先去谋个事情，住一住。去找那个人，结果他是反共比较厉害的一个人，但那个人不认识他了，一听说是从家乡来的人，开头就问，你知道某某家的谁谁，其实说的就是父亲在家乡的原名。那个同乡接着说，这个人是通缉的要犯，坏得很。他就跟人家应付了一下，说听说过的呀，这个人的确坏得很，杀人放火，然后赶紧应付几句，也不在那儿谋事了，赶快就跑掉了。

记者：您父亲曾在中国工农红军任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后来也参加了长征。在攻克遵义后，他曾率部再战城西的老鸦山，以阻敌人援兵于城外，后来在其他军团的支援下，红军全歼敌人2个师、8个团，俘敌3000多人。这一仗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以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辉煌的一仗，也打出了红十团的军威，但是此后在长征途中，您父亲的职务却有好几次升降？

黄梅：对，在长征的时候撤了很多次职，到最后他没什么职务了，就让他当个审判长。这时不知从总部还是一军团派来的几个干部就说伤兵逃兵这样的人，还能当审判长，说他连当战士的资格也没有，我父亲到这时候他就不敢说话了，他说赶快跟着走，不跟着走就不行了。

记者：您父亲的倔脾气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有人说黄克诚将军很倔，只认理不认人，那么他多次被撤职是不是也跟性格有关系？

黄梅：其实他这人的倔就表现在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上，然而之所以有一些很倔的人都愿意跟他，就是因为他非常宽容，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他是对别人的个性容忍度很大的一个人，但对于他的上级来说，他倒常常出一些问题。我父亲几乎跟所有的领导，跟当他上司的人都吵架。跟林彪吵得不太多，但也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