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他是农民出身有关，是吗？

黄梅：对，他与中国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很多地方他能真正从他们的利益，或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所以他一直能保持清醒的观点。我觉得这就是根基，咱们现在叫“三个代表”，他是天然代表农民的，因为他一直属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

记者：庐山会议以后，您父亲因为仗义执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最后一次被撤职，长期受审查。

黄梅：1959年以后，他被撤职了，在家里待着。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哥哥到北京来看过他一次，他哥哥一直没有到过北京。他哥哥说，这样挺好，你有饭吃，有房子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农民的判断，底层劳动人民的判断，劳动人民辛苦一年也就是有顿饭吃，有个地方住。一般人来说，你官做不上了是很大的一个挫折，但你换个角度看，你现在过的比真正在村子里劳动的农民好得多。

记者：您父亲是因为替彭帅仗义执言而被批判的，那么他跟彭德怀元帅是不是经常来往？

黄梅：彭德怀是不出门的人，我父亲也是几乎不出门的人。他们俩都是很少有私生活的人，也没有什么私人社交。我母亲也说过一次，有一年她和我父亲一起去拜年，她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到了杨尚昆的家是门庭若市，很热闹。这就说明人来往比较多。到了彭德怀家就两口子，冷冷清清，去了以后，我父亲就跟彭德怀去说工作了，她们两个人也没话说，因为她们也不熟，她们俩在一起好像也蛮难堪的。

记者：他们的私人感情怎么样？

黄梅：他们其实是不太讲这种个人感情的，但确实曾经一起出生入死。我觉得这是他跟彭德怀最有私人感情的一面，就是说他们不想谈个人感情，但是有的时候有点按捺不住，叫作“不思量，自难忘”。就比如说他在三年困难的时候，几乎被人杀了头，是彭德怀救了他的命，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一直到后来很多年以后，人们批判他们是父子关系的时候，他说彭德怀保了他，但他们彼此连提都不提。他们经历过这种生死太多了。

记者：所以他支持彭德怀并不是出于个人关系，像一般人想的那样？

黄梅：对，当时有人劝过他，劝他表现好一点，他就可能解脱出来，大家也不知道他和彭德怀的关系比较近，不表现好一点，可能就有麻烦，但他没有。他绝对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他这个人在这一点上挺复杂的。如果他觉得和某某私人感情不错，但是你做了可能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不一定去讲个人情面的。

记者：但是这次直言的结果是他被降职去了山西，当时父亲有没有表现得很沮丧？

黄梅：没有，他去山西的时候心情还不错，他说有一个岗位让他做点事情，他的心情就还不错，他去了，我母亲不同意去，不知道他到那儿怎么样。再说我们都上学，没法安顿，后来把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母亲开始准备要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又被“揪”回北京，我们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后来知道可能是政法学院的一个楼里。我们后来到八里庄的一个地点去会面，那个地点属于部队的一个小营房，所有类似他们被关的这批干部，家属会面都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