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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心脏病发作吗？当肯尼斯·克拉玛停止呼吸，意识陷入一片死寂之际，也许这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在临终前他心头浮现的是一阵恐慌。他玩火玩过头了，不管就哪方面来讲都是这样，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该来这是非之地，不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该把这原本应该藏好的东西带在身上。但他本来已经确认自己安全无虞，在这游戏里稳操胜券，占尽上风。他脸上可能露出一丝微笑──直到胸口的重重一击把他打垮。接下来局势完全逆转，原本的胜利变成一场灾难，他没有时间补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脏病到底给人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病发的人都死了。医护人员的说法是：细胞坏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血管堵塞。他们猜想：心脏会迅速跳动，但没有用，或者连心脏都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用的字眼像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心室颤动，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其实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反正就是瘫倒后死掉。”肯尼斯·克拉玛一定是这样，他刚刚瘫倒死去，许多秘密随他逝去，但他留下的麻烦几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个借用的办公室里。墙上有钟，只有时针跟分针，没有秒针，是个不会滴答作响的电子钟。它静得就像这房里的死寂一样。我故意看着分针，它并未移动。

我等待着。

针动了，它往前跳动六度。这小幅的移动充满了机械的精准度。它弹了一下，稍稍抖动之后又恢复停滞。

一分钟了。

过了一分，还有一分。

再过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着看，时钟停滞的时间似乎好久好久，然后分针又跳动了六度。又过了一分钟，已是午夜时分，1989年变成了1990年。

我把椅子往后推，在桌后站起身来。电话铃响，我猜是打来祝我新年快乐的。但不是，是个警察打来的，因为在他辖区里有个军人死在距离部队三十英里外的汽车旅馆里。

他说：“我要找宪兵执勤官。”

我又在桌子后坐下。

我说：“我就是。”

“这里死了一个你们的人。”

“我们的人？”

他说：“是个军人。”

“哪里？”

“镇上的汽车旅馆。”

我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很有可能是心脏病。”

我停顿了一下，把陆军的制式台历从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说：“没有疑点吗？”

“看不出来。”

“你见过死于心脏病的尸体？”

“多得是。”

我说：“好，打给部队的指挥部。”

我把号码给了他。

我说：“新年快乐。”

他说：“你不需要来一趟吗？”

我说：“不需要。”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我不需要去，像陆军这种庞大的组织，人数比达拉斯小一点，比底特律多一点，说到“公事公办”的精神，则是跟前两者都一样。目前军队总员额是男女加起来一共九十三万人，他们的组成可以说就是美国全体国民的缩影。美国国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点六五，而在没有战事爆发的情况之下，军人的死亡率并不高于或低于一般民众。整体而言，他们比一般人口年轻，体能状况也较好；但是他们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较多，吃得较差同时压力较大，训练时还必须做各种危险的事，所以他们的寿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没多少差别。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这种死亡率来计算，一年里每天会有二十二个军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杀、心脏病、癌症、中风、肺病以及肝肾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达拉斯的市民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个宪兵，不是个葬仪师。

分针又动了，它往前跳动，弹回来后又停滞下来。现在是午夜过三分钟。电话又响了，这次是祝我新年快乐的人──我办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说：“新年快乐。”

我说：“也祝福你。你不能起身探头进来就好了吗？”

“那你不也可以探头出来吗？”

“刚刚我在讲电话。”

“谁打来的？”

我说：“没什么事。只是有人没办法活到90年代。”

“要喝咖啡吗？”

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喝？”

我又把电话放下。当时我已经进部队六年多了，陆军的咖啡是让我情愿继续服役的原因之一。无疑，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陆军的士官们，同样也是最棒的。像这位女中士，她的故乡是北乔治亚州的山区。我才认识她两天，知道她离营时都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一处不毛之地的拖车公园里。她有个小男婴，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但没提过她有个丈夫。她全身都是骨头与肌腱，身体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坚硬，但是她喜欢我。我看得出来，因为她帮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欢你，是不会帮你倒咖啡的。他们只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她开了我的门走进来，拿着两个马克杯，我们一人一杯。

我又说了一次：“新年快乐。”

她把两杯咖啡都摆在我桌上。

她说：“真的会快乐吗？”

我说：“好像没什么值得不快乐的理由。”

“柏林墙塌了一半，我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大家疯狂庆祝着。”

“很高兴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庆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刚刚我没看到这则新闻。”

“那是六小时前的事了，因为时差。”

“人可能还没散呢。”

“很多人带了大榔头去。”

“那是政府开放的。那半边是个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把它保持在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