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矛头与叫骂都指向了白宫和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这个时候只能做一件事，希望还能挽救自己的位置和面子，那就是寻找替罪羊。谁是替罪羊，尼克松心里清楚得很，他的两位最得力的部下、他的好朋友霍尔德曼和埃利西曼也是心知肚明。这二人曾经在尼克松总统竞选中立过汗马功劳，但这些功劳在此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二人是聪明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跟尼克松倾诉自己的功劳与苦劳。他们显示出了卓越的绅士风度，主动要求辞职。不仅仅是他二人，白宫中凡是与此案有牵连的，除了尼克松本人外，全都成为替罪羊，离开了白宫。

尼克松本以为这一巨大的损失会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又错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就又找上了他。尼克松拖着疲惫的身心，给自己打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随着案件的继续，尼克松被传讯。

尼克松当然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真的就招之即去。他致信给法院，提醒法院的工作人员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

尼克松是想告诉这些人，作为总统，就应该有特殊的尊严，这种尊严容不得任何部门和个人侵犯。同时，他发表声明，措辞严厉。他说，自己会和杜鲁门一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漫长的5天终于过去了，尼克松收到了法院方面的回信。信中指出，总统的确有这个特权，但这一特权的行使应该是以不触犯宪法为前提的。而尼克松本人的“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的“两不”声明是明显地在与基本宪法作对。

尼克松无法做出回答，或许是忧愁所致，他在看完这封信后就病倒了。据他自己说，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烈疼痛，接着就是短暂的昏迷。他住进了海军医院。

然而，他的病不但没有给他以缓冲的余地，反而让他陷入了无法回头之境地。就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副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足以让尼克松捶胸顿足的报告：自1971年3月以来，白宫安装了能自动记录谈话的秘密录音系统，总统在办公室的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磁带备考。

也就是说，尼克松完全可以躺在病床上一辈子，坚持他的“两不”原则，因为法院可以通过那些录音带找到证据。负责此案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录音带，与此同时，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白宫必须要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