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王廷相（1474年—1544年），字子衡，河南仪封人。中国明代思想家、教育家。进士出身，做过几任地方官，在京畿、四川、山东总领过学校职务，最高做过兵部尚书。他富有正义感，不畏权势，敢于批评时政，曾两次受宦官的迫害。

王廷相对经术很有研究，对一些经学家特别对理学家的论点提出了许多批评，发表了他的独立见解。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对天文学、地理学也都曾有贡献。他对农学方面有所论列，对音律学也有著述。

他的主要著作有《慎言》、《雅述》和《王氏家藏集》等。

教育思想

王廷相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贯穿于他的教育思想之中，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张扬封建道德、改善人性，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他说：“其性恶者，方其未有教也，各任其情以为爱憎，上之相戕相贼，胥此以出，世道恶乎治？圣人恶乎不忧？故取其性之可以相生、相安、相久而益于治者，以教后世，而仁义礼智定焉。”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所以，对后人就有必要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仁义礼智的准则才能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封建统治。

王廷相认，教育不仅有改善人性的作用，而且，对于一个民族的风俗民情也有一定的改造作用。“东极之民侥，南极之民谲，西极之民戾，北极之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于四极也，习于圣人之教也。蛮者，封疆土俗限之也。圣人之教可达，孰谓异吾民哉？”他认为，中原人民情怀温和，那是圣人的教化作用，蛮夷之民如果接受了“圣人之教”，那么，他们受到同化，与中原人民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他指出，在传播“圣贤之道”、改善人性方面，教师起着重要作用。他说：“使之为父师者，揭道义以启其衷，明圣贤以发其踚，振其梦之寐而觉焉，指其途之迷而醒焉，则亦未有不返其性真而奋励于道德矣。”教师就是以圣贤的风范、儒家的道德开启人们的心智，使“梦寐”之人、“迷途”之属自觉地遵从道德规范。他针对世风败坏的现实，批评不尊师的社会风气，说：“古人之学也尊师，故道德之成也足以裕己而成化。今之人于友不亲焉，况师乎！无怪乎道德之不古若也。”

王廷相对人性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指出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夫性，生之理也，……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他认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性即是人的气质———心理和生理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性与气互相依存，二者不能分离。他又说：“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是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气则气存，无生气则性灭矣。”这就是说“形气”“生气”是性存在的物质基础，没有气就没有性。

王廷相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他说：“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孛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期用之物不能辨矣。而说天地之高远，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变，杳无端倪可得而知乎？”这是说，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必须通过感觉器官同外界事物相接触才能产生认识。如果“闭之幽室，不接物焉”，则日常的东西都不能辨别，至于高深的知识就更无从谈起了。

他认为，知识的取得必须依赖于视、听和思虑的认知能力，离开耳、目、心等器官就没有认识。他说：“如耳之能听，目之以能视，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无耳目，无心，则视听与思尚能存乎？”又说：

“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识之本；思者，神识之妙用也。自圣人以下，必待此而后知。”他认为，认识就是见闻和思虑的结合，耳目所获取的感性知识，如果没有“心”、“神”、“思”的内省功夫，所获取的知识就得不到升华。他进而反对理学家的“德性之知”的说法。王守仁夸大心的作用，说知识靠心的体悟而来，王廷相则主张认知器官接触客观世界，然后获得知识。

关于儿童教育，王廷相说：“童蒙无先入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壮大者已成驳僻之习，虽以正导，彼以先入之见为然，将固结而不可解矣，夫安能变之正。故养正当于蒙。”童蒙未入错杂的思想和习惯，易于接受正确的教导，年纪稍长，先入为主，输入正确思想就比较困难了。因此，教育者必须注意儿童的早期教育。

教育方法

关于教育的方法论，王廷相批评近世学风，说：“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把理学家贬为“好高迂腐之儒”，揭露他们讲求良知、体认天理的谬说只能使学生澄心白坐，缺乏实际能力。他提出了“接习”与“实历”的原则。“接习”指知识必须接触外界事物，“实历”指运用知识于实践的活动。他说：“世有闭户而学操舟之术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橹，何以帆，何以引笮，乃罔不讲不预也；及夫出而试诸出溪之滥，大者风水夺其能，次者滩漩汩其智，其不缘而败者几希！何也？风水之险，必熟其机者然后能审而应之；虚讲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功矣。夫山溪且尔，而况江河之澎汹，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讲而无实历者，何以异此？”他又说：“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机”是事物固有的关键的性质，不是空论所能把握的，只能在“实历”、“接习”中认识掌握。

实历的方法与知行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知与行的结合，就是懂得了道理之后，还必须把它运用于实际生活。他认为“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真知。他特别看重知识运用于实际，“讨论理而尤贵达于事”，反对泛然讲说的学风，说“静虚以守其心”的方法是“闭户而学操舟之术者”，提倡“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

王廷相还提出了思虚与见闻的原则。把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其间必须有“会通”的参与活动，“会通”即思考的功夫。他说：“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此穷神知化之妙用也。”他把“会通”、“类推”、“旁解”这些思维活动，看做学习知识的最好方法。他主张要有广博的知识，更重视精深的思虑。他说：“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足以狭其心。其广与狭之分，在究其理之有无而已矣。”对于感性认识运用得正确还是不正确，其差别在于能否进行“究其理”的深加工。所以他说，“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

王廷相指出，如果不用“思虑”，“惟前言之是信”，只能学到“道”的皮毛，而不能求得其精髓。他又说：“故于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于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对于儒者之论不能一概盲从，要辨别出“圣者”合或戾之处，这种学习态度才是王廷相所称道的。因此，他又提出了“思不废学，学不废思”的著名论断。

王廷相囿于时代及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在教育内容方面，他只可能追随孔孟、附和明王朝。但是，他企图走教育的路子，中兴圣人之道，以期改良社会现实的选择，是富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