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王守仁 （1472年—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会稽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中国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他在“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他28岁中进士后在京师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并主考山东乡试。后因弹劾宦官刘瑾，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不久，赦归为江西庐陵知县。此后，历任南京刑部、吏部清吏司主事，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又巡抚南赣、汀、漳等处。50岁时升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退职回乡。晚年又总督两广军务，病死归途。王守仁30多岁开始讲学授徒，前后达25年之久。他每到一处任职，都修建书院，倡办社学，利用从政之余进行讲学。谪居贵州龙场驿时，建龙冈书院，主讲贵阳书院；巡抚江西期间，立社学，修濂溪书院，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总督两广军务时，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退职回乡期间，先辟稽山书院，后办阳明书院，并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各地学者云集，环坐听讲者达300余人。他的办学、讲学活动，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守仁的著作，后人辑为《王文成公全书》38卷，收录了他的语录、诗文、信函、奏疏等几乎全部字，并附有详尽的年谱。其中最能反映他教育实践和思想的是《年谱》、《传习录》、《大学问》。

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明伦之学的内容，“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这些内容是人“性分之所固有，而非假于外者”。他企图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天性”，以名教来反对本阶级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农、工、商阶层的反抗斗争。

关于学校教育，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他没有明确否定学校中有培养学生才能的任务，但他的着眼点主要还是“以成德为事”，国家对人才也应是“举德而任”。他把道德抬高到绝对的地步，认为圣人“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于才力也”。学习的目的既在于求为圣人，就应当以去人欲、存天理为追求，而不能是从知识、才力入手。

二、教育内容

王守仁论教育的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之外，他对于习字、习射、学琴乃至举止等也都表示过关心。至于他所谓的“实践之学”范围就更广泛了。在他平生的讲学过程中，由于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事实上也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学风。这是和他“致良知”的教育哲学相一致的。他主张的“致良知”的道德教育，虽然反对“蔽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格物上考索，形迹上以拟”，但又不是悬空思索、空口讲说所能奏效，“必有事焉”才能有助于存心、养心。也就是强调在事事上磨炼，促使德性自觉。他认为以上内容都是有助于存心、养心的。

王守仁把读经、习字、学射、学琴数者当做教育内容，含有德、智、体、美各种教育的成分，这对于引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育质量无疑是有好处的。他主张的“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对于陶冶学者的精神和品德也有益处，不过注意力过于集中于“存心”、“养心”的道德教育，这是不可取的。

教育方法

1立志、乐学。王守仁认为学者首当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向是内发的动力因素，又是为学的方向。“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学者自己如无学为圣人之志，则师友的管束只能给他带来苦处。学习圣人所必需的诚意、正心功夫皆是自家事，别人助你不得，所以他要求他的学生“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传统的一味督责、鞭挞绳缚的教育方法，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正确的启蒙教育应该考虑到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心理特点，像园丁栽培花木一样，通过“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儿童的智慧，增进儿童的身体发育。在学习内容和次序的安排上，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注意动静搭配，使儿童“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而“乐习不倦”。

2省察克治。王守仁倡导学生自我反省、自我鞭策，静坐内省，戒慎恐惧，以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修养方法即所谓的省察克治。

譬如对于静坐，王守仁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静坐的目的“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王守仁认为，静坐可以使人略略摆脱杂念，专意于学。但他反对释氏的坐禅入定以见真我之说，认为它“徒自惑乱聪明，敝精竭事，无益也”。

3笃行实践。根据 “知行全一” 的观点，王守仁在教学上特别注重

“笃行”，即事上磨炼，躬身实践。他说：“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联系当时学者知行脱节，王守仁的实践之说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为了突出真切实行的重要，他增大了“行”范畴的内涵，把意念活动也作为“行”，比如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所以被人讥为“以知为行”。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王守仁就走向了“以不行为行”的歧路，因为思辨体系中的部分失误，并不意味着实践中立言宗旨之必然取消。

4自求、自得。王守仁在教学方面注重自求、自得，他说：“夫学，贵得之于是心。求之一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要求学者自己动脑筋思考，敢于怀疑而不盲从，但别人意见正确则应虚心接受。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他反对教师繁文饰辞、空口讲说，要求教师运用简洁的语言“点化”学生，使觉意味深长。

5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由于学生的“才气”不同，“分限所及”不一，教学便不能千篇一律地进行，须因材而异。他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如果注意不到学生的个性、才能或修养水平的差异，或是拘于定格来品评学生，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教学。他把成功的教学比作良医对症下药，说：

“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病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

他提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因人而异，不可躐等；人的才能也互不相同，使他们“益精其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他提出的根据年龄和程度的区别而因材施教，分别施行灵活简明的、容易为人接受的教育方法，为后来的教育家所吸取。

6循序渐进。王守仁主张施教要照顾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认为一个人从婴儿到成人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比如种植树木，须栽培得宜，“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才能取得成效。他反复这样讲，目的是使人理解、体悟贪多却食而不化。他比喻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中，皆伤食之病也。”他反对读书时死记硬背、贪多求快，以求融会贯通能生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