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中国明清之际哲学家、教育家。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故后人称“船山先生”。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朝聘，尊崇程式朱理学，研究天文、地理、历史、农林、水利，是位博学之士，但中秀才之后屡试失利，便息影家园，以教书为生，学生称他为“武夷先生”。他的叔父延聘，也是个秀才，长于诗歌，学生称为“牧石先生”。他有两个兄长，对经学和文史也都很有研究。王夫之受父兄家教，聪明过人，4岁入家塾，跟兄王介之受读，7岁读完《十三》经，10岁从父受经义，14岁中秀才，到衡阳县学深造。20岁读书于岳麓书院，24岁考取举人。青年时与友人组织“匡社”，立志匡时救国。清贵族入京，他举义兵于衡山，抗击清兵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因上书要求改革，反对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结党营私，屡遭不测。遂至桂林，助瞿式耜谋策抗清。桂林复陷。他心怀忧愤，最后遁迹衡阳，筑土室于石船山，刻苦研究学问，发奋著书立说，勤恳授徒讲学，达40年之久。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

王夫之著作，今存者有 《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读通鉴论》等72种，358卷，后人编有《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进化论和 “日生日成”、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人性论学说为基础的。他以接近反映论的原理，阐明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学”与“思”、“知”与“行”相结合的教育原理。提出了“学思相资”，以“心思”为主和“行可统知”，以“行”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理论。王夫之认为学与思是互为依赖的，他说：

“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意思是学习可以促进思考。而思考又有助于学习，相辅相成。王夫之的这一见解在处理学习和发展思维的关系上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王夫之基于其唯物主义思想，针对古代一些教育思想家的教育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一、强调教育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教育在人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影响人的“先天之性”，使其潜在的认识能力得到强调和发展；二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取得知识才能，形成道德观念，养成“后天之性”；三是通过教育手段，可以变革因“失教”或教之不当而形成的“恶习”。

二、教育的内容

王夫之间基于“理欲一致”的道德观，主张教育必须重视人性的发展。他反对宋明理学家们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观，提出“于天理

于欲之中”，把两者统一起来。他提倡的是一种既不放弃以理节欲，又尊重个体人格的教育。

他认为，由于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所以人类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教育的发展，依赖于政治经济的发展，“衣食足”而“天下治”，“乃可以文”。若是人们还处在“日争一饱，夜争一宿”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故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与之相结合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是文化教育发展的首要条件。他认为人们有了饭吃，能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好转，就会影响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可以更加发展完善。

在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中，始终贯串着反民族压迫的民主思想，主张教与学都要为“当世之急务”服务，他说：“学者之所以学，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当务焉”。不能以当时俗儒的“流俗之心”去从事教学，使学者“无心无目”，把国家民族的危亡置之脑后。所以，教人为学，要先教人“立志”，“志定而学乃益”，若“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三、行重于知

王夫之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至善。至善，不重在表面上去认识，而要在实际行动中去求得。他说：“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得而后见有德，德者，得也。”他指出，知识必须经过实践才能得到，而实践却不一定要通过认识。他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且夫知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王夫之主张知行并重，后来，他又进一步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认为从实际中去行动，可以得到认识上的真理；如果仅从表面上去求知，却不能得到行为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