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临危受命，民生放弃当年最后五个月的商业运输，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

川江处于枯水期边缘，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让人心急如焚。按民生运力，运送需要一年时间。卢作孚召开通宵会议，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重要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在三峡或万县先卸载，以后再转运。航行时间上采取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时间，最大限度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这样孚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每晨宜昌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在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沦陷，民生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为中国抗战保存残存的元气。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上前线，没有做生意”的民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员工牺牲117人，伤残76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高层邀请下，卢作孚从香港来归，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大陆。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

与领导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就像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立志一样，卢作孚从来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商人。他想做改革家，打破苟安的现实，经商只是实现抱负的手段。所以，很多人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他终身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和徐润们的最大区别是，卢作孚一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租自民生，按月付费；他饮食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困难；他工资不高，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全用于公益事业；他不愿当官，形势所迫，曾义务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立刻弃官……卢作孚曾感叹，“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它可以安慰灵魂，沉溺终身，感动人心，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临难毋苟免”是心声，也是宿命。

像这样的人，新中国以反贪污为目标的运动中，怎会牵扯其中？局势的发展，向来出人意料。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从天落下，渴求“求仁得仁”的卢作孚冤屈致死。

1952年，全国“五反”运动。此时，民生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困难，旗下“民铎”轮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树大招风。孔祥熙、宋子文对民生念念不忘，不愿妥协的卢作孚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宋子文对借款担保托词百般推脱。加上内战、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民生摇摇欲坠，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浮出水面。

1952年，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自杀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未告之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办公室，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逝世，童少生一拍脑袋：“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话的轻描淡写，却是阴阳两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