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张亚勤管理的一个产品开发部门在一个手机摄像头软件的项目上出现了问题。由于这是一个新加进来的功能，需要临时加派人手才能完成，而项目的进度又很紧张，所以，当时其他产品组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正当该项目的负责人准备采用其他公司的技术时，张宏江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他找上门去，把这个项目“要”了下来。

按照计划，这个手机摄像头软件半年后就要发布。当时，张宏江一口答应下来，相当于切断了所有退路。大家争分夺秒，进入紧张的开发状态——他们白天做开发，晚上等到美国的同事们上班后，他们或继续工作，或在家里用电话跟美国的同事们沟通，“十一”假期、农历春节都没有休息。最终，工程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证明了“中国团队的技术实力和开发能力并不差”的事实。

林斌曾在总部Exchange产品部门工作过多年，他的这段经历在“要”项目时派上了用场：“2003年、2004年的Exchange团队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我了解到总部的Exchange团队急需‘帮手’，就向负责人Terry Myerson推荐了刚刚成立的工程院，让工程院承担一些功能模块的开发。我们一拍即合！”

林斌分析，他和Terry等人的私交其实是次要的：“他之所以这么痛快，还是商业利益起了作用。”

原来，工程院从鲍尔默手里拿到的“印钞机”还暗藏着另一层“优惠”条件：当工程院从总部的产品团队拿到一个项目时，工程院可以自己决定为该项目配备多少人员，而这些人员不会占用总部团队的员工编制。这一条件在微软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微软，一个员工编制往往非常金贵。”张宏江说。这样的优惠条件加上工程院的口碑，再去说服总部那些产品部门的老大就容易多了。

当时，行政经理郝蓉蓉刚到工程院，她在面试时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安置更多的员工？在刚加入工程院的两个月里，她都一直缩在另一名经理的办公室的角落办公，而且，她每天都要面临同一个难题——又来新人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地方。在2005年7月工程院搬到希格玛大厦三层时，已经发展到近200人的规模。

在工程院“搬家”之前，研究院和工程院的实习生共有400多名。由于五层的办公区坐不下，所以实习生们暂时被安置在只经过简单装修的希格玛大厦四层，这里被同学们戏称为“北京城最大的、网速最快的网吧”。

为了加强与总部的沟通、迅速提升自己的能力，工程院从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工作习惯——每两个月向美国总部的合作部门发一份报告，征询总部的伙伴对工程院的反馈和建议。在工程院成立的第一年，这类邮件的主题均被设置为“客户满意度调查”。

后来，萧圣璇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把邮件的主题改为“合作伙伴满意度调查”？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却体现了工程院心态上的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