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包括法制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百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而又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几乎与国门的开启程度是一致的。上个世纪末，洋人的炮舰轰开了紫禁城红漆剥落的大门，西风劲吹，从严复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进而开始对传统文化反思和批判。到“五四”运动时期，这种思潮发展到顶峰，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对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人……吃人的就是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百年前对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又重提桌面。只是近年来，反传统的声音渐小，有人甚至开始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发出诘难，认为“五四运动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很少有能立大志，静下心来做一点精深严谨的思想工作”，指责“五四运动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的谬说”。“目前大陆知识界一些圈子之内，正流行反抗，甚至厌恶五四运动精神的潮流——认为五四式关怀中国的举措或五四式的理想主义，到头来只能使人变成‘智慧的暴君’，并带来祸国殃民的灾难。”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以海外中国学人为主导形成了一股儒学复兴潮，现代新儒学达到其巅峰。现代新儒学以杜维明、余英时、唐君毅、徐复观、李光耀等人为代表，上溯可以包括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贺麟、钱穆等人，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可以协调发展的，二者不相克、不对立，儒家伦理之内圣可以开出民主、法治之外王；还有的进而否认西方法治的普世性，认为西方的民主与法治无法嫁接于中国文化，西方的民主在东亚不适用，认为亚洲的现代化不需要法治；认为亚洲的现代化可以走民主法治之外的第二条道路——儒家伦理型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的亚洲模式。早在1921年，梁漱溟曾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以宗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要把三者结合起来，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西方文化成分，复兴中国文化，真正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诸如此类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这些国家实行较多的行政干预，政治上裙带风盛行，法治残缺，儒家色彩确实十分浓厚。于是有人开始沾沾自喜：儒家文化将在21世纪占据主流地位，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一段时期曾在全球甚嚣尘上。有不少西方学者也随声附和，坚信儒文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中写道：东方正在兴起，人类正走向“亚洲化”；公元2000年正是龙年，也将由此启开“龙的世纪”；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在这种西方话语背景下，一些人无法抑制夜郎式的兴奋，一些学者于是拣出故纸，极力推崇已朽的儒家文化，试图从儒家伦理的破瓦颓垣里寻找不可毁坏的永恒基石，作为对西方话语的回应。“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明确倡导的以科学、民主和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现代文化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本来国内学界历来对儒家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性认识，由于东亚虚旺的繁荣迷茫了一些人的视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兴起，近年来出现了纲纪崩丧、社会信用低落、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亦为国内儒学的勃兴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发展契机。儒家文化成了医治现代文明创伤的一剂良药。固守自然主义、礼治模式的新儒学与以解构主义为核心、以批判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为立足点的后现代主义由于相近或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使二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存，甚至对接或形成奇特的联姻”。这股思潮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伦理型市场经济”观及对日韩模式的盲目追从。反映到政治上是干预主义盛行，搞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威权主义政治观成为热门。反映到法律上，则是有人提出道德的法律化，有人把源自迂腐的儒家伦理的民间习俗亦作为民间活法，作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与国家法并重；还有人甚至认为儒家伦理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