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儒家传统在塑造东亚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已显而易见”，东南亚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虽不能说是伦理型市场经济，但确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儒家伦理为东南亚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内在支持，是被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的人文资源。“儒家伦理提倡‘宁俭勿奢’，‘克勤克俭’，主张节俭自律，宋明理学更提倡‘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形成了东方人崇尚节约，耻于奢侈的行为模式及低消费、高储蓄的生活习惯。而高储蓄为东亚的工业化提供了雄厚了资金基础，由此银行可以不问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是否会归还借款而对企业能够随贷随给，尤其是对政府扶植的某些关系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支持，这是不以追求短期利润为目标而不惜代价占领市场的日本模式及企业高负债率的韩国模式得以长期维持的根本原因及社会基础；同时，人们的低消费、节俭习惯导致国内需求不旺，依托本国市场，经济不会有大的发展，加上儒家文化对权威、对大型化的崇拜，造成了企业向外的过分扩张，出口旺盛，经济结构成为出口导向型；儒家伦理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使威权政治较易确立，并得以长久维持，在这种行政导向型市场体制下，国家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能得到较为完整的贯彻和执行，经济增长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国家也较容易集中财力，重点扶植某些朝阳产业和少数关系企业，航空母舰式的、恐龙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得以短期内形成，能与西方一些老牌企业抗衡；至于最有特色的日本终身雇佣制则更是儒家伦理观念，如忠君思想、宗法意识等最鲜明、最集中、最具体的反映。由此看来，似乎儒家伦理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基本营养素。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97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在为自己即将在大陆出版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作序时声称：“放眼将来，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东亚出现的可能性极大。”话音未落，几乎就在同时，被现代新儒家推崇至备，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的东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几乎整个东亚被拖入泥淖，东亚模式彻底破产，“人们开始怀疑，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更不存在建立在所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伪学术问题’而已。”这恐怕很令杜维明教授等现代新儒家失望（杜先生曾多次谈到如果东亚争气的话可令儒学更加倡兴）。那么，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呢？对此，众说纷纭，全球范围内到底有多少种观点，无以计数。依笔者看来，儒家伦理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内在支持是一种畸形支持，在这种支持下的发展是畸形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虚幻的繁荣。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既是营养，更是病毒，是东南亚经济崩溃的致命因素。高储蓄支持下的发展使东亚经济犹如土堤内高涨的洪水。毫无安全性可言，一旦有风吹草动，发生货币贬值，人们就会釜底抽薪，引起银行挤兑，发生支付危机，堤岸坍塌，洪水一泄而光，像恐龙一样成长，像恐龙一样灭绝；节俭意识形成低消费，造成国内需求不旺，光靠国内需求难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宗法意识造成只重人际关系不讲游戏规则的裙带资本主义及家族经营，在家族伦理的主导作用下，法律形成虚设，法治残缺，正因为如此，在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政治危机；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为社会伦理基础的国家干预主义，造成人治现象泛滥，政金商三位一体，腐败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