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其说是金融危机不如说是文化危机，它宣布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破产，东方主义神话的破灭。如果说儒家伦理对东南亚经济的腾飞起了内在的支持作用，那么这种腾飞仅仅是昙花一现，是不朽的腐木上绽放的一朵艳丽的毒蘑，是可卡因带给瘾君子的那种亢奋。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早有人认识到了东亚的内在危机，早在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不重效率，所谓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职是之故，以东亚经济腾飞为背景的——儒家文化可以转换出现代化——的学术神话是不成立的，儒家伦理之“内圣”开不出民主法治之“新外王”，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是相克的，二者是根本冲突的。儒学所固守的儒家伦理无论怎样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都是源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文化。它的主流只会化约和消解法治的力量，阻滞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说现代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是鲁莽的，因为它毕竟在创造、在转化，很少有新儒家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全盘肯定。但要说儒家伦理是封建意识形态，则毫无不当。

在分析儒家伦理（传统文化）与法治精神的这种相克相合关系时，不得不提及学界很有影响的“法治的本土资源论”。苏力先生在他的《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他写道：“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本文和苏文有着一个共同逻辑起点：中国走向法治之路，要加强立法、执法，要学习乃至移植西方法律，但是真正要使中国走上法制化之路，更要关注本土传统文化（本土资源）。所不同的是对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的态度上，本文与苏文走向了相反的两个方向，苏文认为本土资源中蕴含法治的质素，传统、习惯亦是法治的一种，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肯定态度。而本文主题旨在证明，左右我们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的儒家伦理是我国法治的最大障碍。本文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