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内在形式是对抗与分立，而不是和合。欧美法治的基础三权分立，就是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对抗与制衡，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杰佛逊说：“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同理推之，法治是建立在不信任之上，建立在对抗之上。法院的审判制度是通过当事人之间抗辩来实现公平和正义。契约法的表面形式是和，而实质是对抗。和是不能产生公平和正义的。和是治己恶，纵他恶，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掩盖矛盾。儒家的忠、孝、礼、义、仁是要求个体克己、灭欲、去私；修齐治平要求个体“苦练内功”，由内到外，通过对自己权利的自我否认，取得外部世界认同，通过权利、公平、正义的让渡，求得肉身在和合之下的苟延残喘，所谓“一让两有，一争两丑”。和合伦理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试图以静制动，以善制恶，来构建社会秩序。而法治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个体权利的肯定来抑制他恶，由表及里，通过权利的对抗来构建社会秩序。和合伦理和法治精神是根本冲突的，对于中华和合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的这种差别，前人已有论述，钱穆说：“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他的性之所以欲也。”梁漱溟则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举凡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持以与西洋较，在我莫不寓有人与人相与之情者，在彼垣出以人与人相对之势。”

因为和合文化的熏陶，人们习惯于消极退让，有理让三分，耻于面对面的权利相争、干戈相向，不习惯对簿公堂，具有浓厚的厌讼情结。反过来，因为耻于表面的、口头的权利相争、斤斤计较，加上人情、面子的需要，交易者乐于吹牛皮，夸海口，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以显哥们义气，导致合同兑现率低，欺诈之风盛行。和合伦理反映到执法上，则是执法者过分偏重息事宁人，而不注意化解矛盾，不注重处理结果的公平与公正。不少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制度是儒家和合文化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是传统文化被合理地继承的范例。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调解成了法官和律师完成办案指标及省力、省心的最常用手段。不少法官为了省事，强行调解，不讲原则地“和稀泥”。本来，当事人好不容易痛下决心，将纠纷告上法庭，希望有一个讲理的机会和地方，通过法律“讨得一个说法”，求得公正的结果。而案件一立，进入审理程序，法官立马开始做调解工作，给当事人（主要是原告）当头一棒，由于对法律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当事人对于法律能否实现其预期无法确定，在法官的软硬兼施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许多法官连当事人陈述的机会都剥夺了），被迫接受调解。调解手段大大降低了法院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可信度。调解制度必然侵蚀法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抹杀了审判制度的抗辩特色，是对司法公正成本与审判资源的浪费。学界不应当对调解制度予以不必要的不切实际的夸张。

实际上和合伦理中的“和为贵”意识，仍然是宗法伦理的衍生物，在长期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人们自小生活在宗法家族社会，面对的都是亲朋好友，不允许恶语相向，斤斤计较，要讲仁义道德，要求一团和气，所以，“和为贵”仍然是亲友、熟人伦理的延伸。“和为贵”、“忍为尚”，原本是为家族社会成员设置的伦理准则。而“天人合一”则要求人顺应天，适应天，依天行事，而这个“天”可以是君王，君王可以代表天，所以“天人合一”又不过是等级伦理的延伸。

除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外，儒家文化中的其他伦理观念对法治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解，只不过以以上三者尤为最甚，因为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一一细述。正是多儒家伦理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当前的法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