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两种伦理不一样，和合伦理被人们视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较为权威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等级、宗法伦理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合伦理则是所要继承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对“和”有异乎寻常的热爱，“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此等等，都是民间百姓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中庸》有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吕氏春秋》则日：“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历代学问家都将“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和合文化被推崇至备，一些学者极力倡举和合文化，钱穆在人生的最后旅途澈悟“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和合学”的首倡者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认为和合体现着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也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认为和合学是化解人类五大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著名学者楚庄先生先后在1995年、1996年全国人大小组会上倡议运用和合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国际和平事业。在历代中国学问家笔下，“和合”观念衍生出了许多美妙精湛、博大精深的思想，其中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尤其令许多现代学者折服。但是，这些美妙的构想仅仅伫留在夫子们的文牍中，在知识分子中间继转承流，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人类学家称此为文化传统中的大传统），而没有化约为民间百姓的行为准则。和合观念作为世俗社会的伦理规则，在民间文化（人类学家称此为小传统）中则完全呈现为另外一种状态，与大传统大相径庭。“和为贵”转化成了“忍为尚”，形成了明哲保身，安于现状，对恶势力一味迁就，耻于抗争的消极人格；“天人合一”则发展成“风水堪舆之术……后来发展到建宅要定山向，连家里的床位和办公室的桌子摆法都要讲究，才能家兴业旺……倒是听说过‘子日：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这样的大传统的人不但如今寥寥可数而且越来越少。”“各种各样的迷信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倒是随着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兴盛”，将社会引向只信天命，不信科学、法制的堕落状态，柯云路的成功，胡万林能长期明目张胆地非法行医就是得力于这种已经滑入迷信泥淖的“天人合一”伦理。

和则忍，忍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由于一味追求“和为贵”，培育了人们“忍为尚”的消极容忍心态。这种消极的心态，小则使人随大流，安于现状，耻于抗争，麻木不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不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大则使人自私自利，不问是非曲直，在违法犯罪行为面前，为了自保，不敢制止和反抗，一味迁就，乃至屈从，成为贻害忠良的帮凶。人类追求正义、理性的本能被和合伦理消解殆尽。和合伦理中没有公平、正义和自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人们这种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心态，敢于在公共场所胡作非为，旁若无人。我们在电视台的防扒节目中看到，小偷们在车站码头、大街小巷行窃，如同在自家拿东西一般，过路行人熟视无睹，没有人出来制止。湛江的走私分子、黑帮分子也正是借助于这种和合伦理长期为所欲为，以至于雷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竟然没人敢去上任，政法机关竟成了恶势力的看客和帮凶。中央电视台在陈同庆、曹秀康之流判刑后采访湛江的干部和群众，被采访者仍然是“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极尽明哲保身、容忍逃避之能事，置良知、正义、公平于度外。据《南方周末》1998年7月17日报道，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铁炉村小学教师唐进公然在自己的课堂上强暴小学女生达十三人之多，一些老师亲眼目睹，竟然没人出来制止，知情的领导、村民也缄口不语，迁就、放纵唐的恶行，任凭祖国的花朵被人蹂躏。如果说唐是直接故意强奸幼女的罪犯，则和合伦理是间接故意强奸幼女，亦是凶手之一。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平和，容忍和放纵犯罪，放弃正义、公平和良知。和合伦理之下，法律之于违法犯罪者，犹如用丝线来绑老虎。反腐败和法治建设在此人文基础上进行，必然是不成功的和不彻底的，因为法治的实质是民治，二者都需要人民的力量充当主角。和合伦理之土壤是生长不出法治之树的，达不到和谐社会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