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法治的首要障碍是深入国人骨髓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儒家伦理之首要表征。它服务于也产生于封建专制政治。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骨架，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三纲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儒家是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以礼入法”、“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仍然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要有亲疏之分，尊贤人要有等级之别。儒家反对兼爱、博爱、平等之爱，孟子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要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毫无公平、正义可言，要求臣子尽片面的忠、孝绝对义务。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绝对聪明之人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等级伦理，忠心事奉傻子阿斗。曾国藩这样的近“圣”之人在明察慈禧的昏淫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愚忠思想束缚，弃正义不顾，从为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命中求得人生的满足。在等级伦理之下，个人（臣民）毫无权利可言，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绝对的服从，社会分成命令和服从二个等级，这和追求平等、自由、理性的法治精神是完全相左的。故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

等级观念是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已被无情地鞭挞。后来因救亡压倒启蒙，“文化大革命”极度膨胀的个人崇拜，在长期的行政计划经济体制下，“五四”运动文化启蒙任务被长期搁置，等级伦理不仅未从我们的文化母体被清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而成了国人脑子里的固瘤，仍时刻笼罩着我们的心灵。人们在行为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冒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和法律。中国的公共社会“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学界有人称此为权力本位。在该社会结构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匮乏，不能形成追求正义、公平、权利与自由的行为模式。不难推出：这种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逻辑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