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上有无民法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民法”，学者间意见分歧。肯定中国历史上有“民法”的学者，以梅仲协、胡长清、张晋藩等先生为代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民法”的学者，以梁启超、王伯琦、谢怀栻等先生为代表。

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法，特指近现代民法，即以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权利义务结构和民事责任为特征的法律。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虽重视法典编纂，产生过唐律、宋律、清律等杰出的法典，均属于刑事法律。其中涉及民事生活关系的条文，如户、婚、钱债等，不符合近现代民法的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义务结构和民事责任等特征，实质上仍属于刑法规范。至于一般民事生活关系，则由类似习惯法的“礼”调整，因此应当肯定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民法。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民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且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无由发生，不具备近现代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现今中国民法，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清末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

（二）为什么继受外国民法

中国自甲午战败，日渐陷于被帝国主义列强肢解瓜分之绝境，有识之士提出各种救国方策，均未奏效。因此维新派人士最早建议继受外国法律、变法图强。但统治集团内部帝党与后党之间，关于应否变法，意见相左。至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促使朝野上下达成共识：中国要富强，非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不可！

1901年西太后颁布上谕，实行“新政改革”。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7年委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律大臣，设立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民刑法典。沈家本通过到日本考察的侍郎董康，邀请日本东京控诉院判事松冈义正、帝国大学刑法教授冈田朝太郎、司法省事务官小河滋次郎、帝国大学商法教授志田钾太郎来华，协助起草法典，并在京师法律学堂担任教习。中国之继受外国法，于兹揭幕。

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至1910年底，民法典起草完成，名为《大清民律草案》。其概念体系、编制体例及前三编内容，系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于1911年进入审议程序，未及正式颁行，清王朝即被辛亥革命所推翻。这一次民法起草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大陆法系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引入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法学的基本走向。

（三）继受外国法的直接动因：废除领事裁判权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开英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之恶例，此后法、美、挪、俄、德、荷等17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当然意味着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因此，自清末以来，一直致力于收回领事裁判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上海与英、美、日、葡续订商约，四国先后承诺，以中国律例及审断办法等皆臻完善为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因此，清末法律家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变法自强之关键。

进入民国，北洋政府设立法典编纂会、修订法律馆，专事编纂各项法典，皆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目的。可以说，收回领事裁判权，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形式动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法典编纂提上日程，仍是围绕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目的。立法院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关于“立法计划”，谈到：“现在所缔结中比、中丹、中西、中意各商约，以十九年（1930年）一月一日或是日以前颁布民商法为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条件。即为安全社会生活计，为撤销不平等条约计，民法之起草尤不容缓也。”

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指出，近代各国制定民法典，都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中国制定民法典的目的，与日本相同，皆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变法维新。但领事裁判权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才被废除，与民法典的制定并无直接关联。唯西洋法律之继受，对中国法制之现代化，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