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此书的初衷是我自己想搞清楚公元前５世纪的雅典究竟是怎样的。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头脑中都有自己对古希腊的想象。我本人研究了雅典生活的两大推动力，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描绘出我心目中的雅典社会图景。

也许寥寥数语便可解释我这样写的出发点。

现在我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不了解其周遭环境及谋生手段———亦即其地理和经济状况———是行不通的。这种观念在当代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其在古希腊研究中的作用还是滞后的。由于拘泥于古典学研究的传统，加上相关证据的匮乏，学者们在进行社会研究时未能采用较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多亏了考古学家们的杰出贡献，我们之前的两代研究者们慢慢地开始修补这一缺陷。如今我们已经掌握大量关于古希腊经济生活的信息，而且信息量还在不断增长中，因此也可以据此作出一些论断。现代研究者眼中的希腊之所以有别于格罗特①以及其他先辈心目中的希腊，其原因不在于他，正是由于新证据的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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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格罗特（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ｔｅ，１７９４—１８７１年），英国历史学家，以作品《希腊史》（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犌狉犲犲犮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犲犪狉犾犻犲狊狋狆犲狉犻狅犱狋狅狋犺犲犮犾狅狊犲狅犳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狑犻狋犺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狋犺犲犌狉犲犪狋．）（１８４６—１８５６年）而闻名。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译者注因此，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学者———不再由于忽略了新的研究手段而备受诟病。如今，学者们容易犯的错误恰恰相反，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免犯此类错误。首先，现在有一种过度专门化以及过于片面的倾向，亦即所谓的“见木不见林，逐末而忘本”。任何学科，当它的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但是对于古希腊研究这样的学科而言尤其容易带来隐患；学生在研习每一个细节时，都应该清醒地记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宏大精深的文化。例如，在研究伊瑞克提翁神庙（Ｅｒｅｃｈｔｈｅｕｍ）时，我们很容易被石碑上篆刻的关于劳工和薪酬的信息吸引，而忘记它们和神庙相关，然而忘记这一点就意味着忘记全局。

以这种倾向为指导思想的作品和文章相当多，因此也较易得到谅解。然而，还存在第二种倾向，其所导致的错误更难抵御。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古希腊和现代社会的差异就盲目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和观念进行研究。

让我们来看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一向清楚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因此就使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阐释这场战争。这样的阐释令人误解的地方不在于细节，而在于背景。它们的基础大体建立在对古希腊经济生活常态的误读或漏读上。解决此类问题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回本溯源，细致考察分析古代日常语汇和行为。有鉴于此，本书第三部分所占篇幅特别长。

此外还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对公元前４世纪诸位哲学家所持的态度。在讨论城邦制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向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权威———尽管相对而言其他方面的证据并不充分。可能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看到的城邦已经处于没落时期，实际上，他们用个人的主观思想和政治原理渲染了心目中的城邦。正如我们不应该通过卡莱尔（Ｃａｒｌｙｌｅ）①和拉斯金（Ｒｕｓｋｉｎ）②来了解《大改革法案》（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ｆｏｒｍＢｉｌｌ）和工业革命（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前英国百姓生活的状况和风气，通过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