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荣秉隆，在伯父提携下任申新一厂会计已逾十载，也因轰炸失掉了正常工作。如今是受命带领一位工友值班，守护劫后的厂房和设备，领取半薪。他妻儿原在老家荣巷居住，不敢去战火纷飞的上海与丈夫团聚，而叔父则守着值班岗位不宜离开，所以让三婶带着儿子阿宗跟我们一路去武汉，投奔姑妈姑丈。

我大姑妈早年嫁给钱桥镇上唯一的“生员”王秀才。不幸秀才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她含辛茹苦拉扯儿女长大，然后应兄长秉渔之请，主持修敬堂的家务。我大表兄阿昌哥就在荣巷中学毕业。前年，阿昌哥完婚成家，开始自立门户。他的工作单位是无锡申新纺织第三厂，最近也因敌机轰炸而失了业。

大姑妈的女儿王荣仙，即我阿毛表姐，去岁出阁。表姐夫荣丽清，是荣巷镇内极少数“种鱼池”者之一，也是少有的念过中学，并且写得一手秀丽工整的蝇头小楷的知识型渔民。

阿昌哥和丽清兄，两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不甘心困守家园，坐视敌骑肆虐，所以看过天池给我父亲的信以后，略一思考，便毅然作出相同的抉择：携带家眷前往武汉，逃难投亲。

但当我父亲前往河埒口时，所得的反应却全然不同。──河埒口吴氏四兄弟，乃荣巷修敬堂的姨表亲。

长兄早逝。老二是中医，在本乡悬壶济世。老三生性圆滑懒散，本是无锡申新纺织厂职员，未满五十岁就提前退休了，整日价在家叉叉麻将，抓抓纸牌，悠哉游哉。

我父亲把天池来信给两位表兄过目，并劝说他俩也逃难武汉。但老哥儿俩都说年事已高，不愿意离开故土。老二尤其舍不得他拎了大半辈子的，里面装有医书、墨盒、毛笔和处方笺等的黑布小包袱，说道，即使东洋鬼子真到无锡来了，也不能禁止老百姓看病罢，所以让我父亲要天池放心。老三则补充道，他目前不想走是要看看情况再说，说不定过了一年半载，会到汉口去找老四哩！

老四即吴天池，四十五岁，正当中年。──此刻他身穿淡灰色法兰绒西装，头戴深灰色礼帽，脚蹬锃亮的黑皮鞋，手拿一根精致的雕刻着龙头的红木拐杖，风度翩翩，神采奕奕，同着他儿子德明表哥一道，正站在码头高处的平台上朝着我父亲招手，欢迎众亲眷的到来。

父亲高兴地抢上几步，同姑丈紧紧地握手。这是汉口大水灾以来，阔别六载的姨表兄弟第一次相见，自然分外亲热。接着，父亲将同船抵达的修敬堂诸人介绍给他。事实上，天池姑丈仅仅对大革命期间由他推荐，参加了无锡县妇女会工作的我母亲仍很熟悉，其他都陌生了。

大家见面之后，他让马车工人帮着将行李搬上车，请各个小家庭的亲眷分别登车。

行车过程中，姑丈和父亲谈得特别投机，滔滔不绝。这除了父亲自小与小姑妈最亲的因素外，更由于他俩的经历和学养有较多的共同点。例如，在清末，彼此都念过好几年私塾，奠定了扎实的旧学根底。在民初，姑丈通过业余自学英语，同时吸收新思想新知识。父亲则在荣巷公益工商中学打下数理化和英语基础后，考进英国人办的上海“英华书院”，攻读三载，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学业。

两人都曾为荣氏昆仲的企业服务，又都曾在外国洋行工作过。父亲作为按规定应保送进海关工作的优秀生，因参加“五卅”运动并拒绝悔改而被书院当局取消保送资格。姑丈则如前所述，也有类似原因而被洋行解雇。

──这样那样的共同点上，加之久别重逢，使两人刚上马车，便打开话匣子，叨叨不休。

在同一辆马车上，德明表哥也以主人身份，向小娘舅和我介绍了繁华的汉口和他念书的武昌东湖中学，以及学校所在的东湖和珞珈山的风光。──德明年长我四岁，性格温和，学习努力。他是去年在老家无锡念完了小学，跟着小姑妈重返武汉的。临走那天，母亲曾带我专程进城，代表大姑妈和三婶送行。

那天话别之际，小姑妈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单身在外的天池屡屡不乐意她母子前往，肯定又偷娶小老婆了，当初在汉口开舞厅的时候曾有先例。所以她带着德明表哥急匆匆地赶去武汉，实在是刻不容缓。

但我母亲却认为“不至于”。

那么，事实究竟怎样？所谓“先例”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和姑丈同坐一辆马车，德明哥不便讲，我这个表弟更不宜问。好在到家以后，自会分晓。

我们乘坐的马车从雄伟的“江汉关”大厦侧畔出发，──这一带东西向的沿江大道，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西式的古典建筑，面对着舟船密布且穿梭不停的浩浩大江，很有气魄，怪不得人称“汉口的外滩”。绕过江汉关，上了市内的主要干道江汉路，我们的马车朝市中心深入，马蹄不紧不慢地敲击着光滑平坦的柏油路面，那声响跟敲击在苏州无锡的石片马路上不一样，“得得得得”的节奏更分明，更清脆，更嘹亮，更有“十里洋场”的韵味。

穿过了江汉路与中山路大道的交叉口，再前进刻把钟，便来到距离铁路不远处的“仁寿里”了。三辆马车在姑丈指点下，依次左转，进入仁寿里，在十五号的两扇黑漆大门前停了下来。

小姑妈闻声出门，满面春风地站在台阶上迎接我们。然而在她身旁，又一左一右出来了两位妇女。左边那位花白头发的半老太太，系着围裙，该是佣工无疑。可右边这位却比小姑妈年轻，烫发，擦胭脂，衣着入时，态度有点儿狐媚气，并且俨然以主人般的笑脸，打量着正在陆续下车的众亲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