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倘由内弟写信“介绍”，岂非说明自己跟吴天池并无关系了么？所以，他决计冒称是天池他三哥介绍来汉口投奔的。当下连行李都不打开，在内弟处饱餐之后，问明了天池的住址，便雇一辆黄包车专拉行李，自己则率领妻儿们步行，跟着黄包车转移到仁寿里。

果不其然。天池一听是三哥的“好友”，二话不说，即命凤宝安排蒋家四口的宿处。随后，请那烟容满面的蒋根兴夫妇走进二楼亭子间，在自己的烟榻上吞云吐雾，共享称为“福寿膏”的鸦片烟。

从此，蒋根兴不仅全家在仁寿里免费膳宿，并且免费吸鸦片，而其妻更是与王凤宝言语投机，很快变成了“好友”。

但我父亲却在盘算，急于离去。

为什么？首先，是不满意天池抽上了鸦片，乐此不疲，且劝说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其次，蒋根兴在此如鱼得水，即吃“白饭”，又吃“黑饭”，令他厌恶；再次，天池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自己不仅无力帮助，并且作为客居的一个小家庭，长此以往，必将使天池的负担继续加重。──怎么办？父亲与母亲商议后，决定由他设法，争取先行离开。

那么，怎样离开，往何处去呢？

他先发一信，次日下午乘渡轮，过长江，上黄鹤楼，在茶室跟约好的老同学陈笑尘叔叔晤面。

陈叔叔和我父亲是故乡公益工商中学的知己同学，堪称莫逆。中学毕业，一去上海英华书院，一进无锡国学专修馆。然后，陈叔叔到无锡西郊的钱桥中学执教，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只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无锡紧急疏散，才不得不告别故乡和妻子，逃难来到武汉，经亲戚介绍，在“武昌第一中学”任代课教师，尚未获得正式“聘书”。

陈叔叔双眉紧皱，叹一口气，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父亲说，他曾向校长推荐我父亲，而校长却苦笑着拉开抽屉，拿出推荐信一叠，说，目前武汉人浮于事的状况相当严重，本校下学期的师资肯定是“过剩”了。

陈叔叔歉疚地要我父亲等一等，看一看，他将另想别法。但我父亲明白，各地的难民蜂拥而来，致使武汉人才荟萃，供过于求乃势所必然，何况老同学亦属人地生疏，恐怕也难有“别法”。

两人一面品茗，一面议论抗战形势，谈到前不久首都的沦陷，还谈到南京以西，长江沿岸的芜湖、铜陵、九江等地能守多久的问题。

“不管怎么讲，战线西移，武汉就吃紧了。”

谈过了形势，陈叔叔问道：

“秉耕，你跟求新联络了没有？”

过求新叔叔，是父亲在上海英华书院的同学，也是陈笑尘叔叔的好友，又是著名老报人辛本立的主要助手，无锡两大日报之一《人报》的编辑部主任；“八一三”淞沪会战展开后，曾多次去上海战地进行采访，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一直坚守在新闻岗位上，直到《人报》最后停刊，才依依不舍地步出报馆，告别故乡无锡。

过叔叔在大逃难前就已在长沙了，他是应《人报》原总编辑辛本立之约，协助筹办《大刚报》去的。但问题在《大刚报》的老板在办报方针上左右摇摆，跟原先商定的颇有距离，而预定为总编辑的辛本立不愿迁就，且老板也似有另请高明的念头，于是事情就搁浅了。因此，过求新叔叔和辛本立先生都在长沙“吃闲饭”，下一步还心中无数。所以，他在回信中要我父亲等待，“有了动静即告”。

陈叔叔、过叔叔两位至交，都说要等待，我父亲不免焦急，但明白了求职问题确实难以解决，知道焦急也无济于事，只得听之任之了。

然而，无巧不成书。正在求职无门的当口，一位无锡荣巷的本家，名叫荣谓生的，找到仁寿里来了。

荣谓生也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同窗，随后再由江苏省立无锡师范毕业，到上海闸北一所小学执教。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学校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谓生因此失业年余。后来，应一位华侨亲戚的邀请，携眷移居南洋，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槟榔屿，主持一所华裔子女的小学——“震旦公学”。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谓生因祖母仙逝，只身回故乡奔丧。丧事结束，上海我军已全线撤退，无锡则宣布紧急疏散，他便来到汉口，准备经广州去香港，乘海轮返南洋。在荣巷时，他得知老同学秉耕已逃难武汉，就到汉口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了我们暂居仁寿里的信息。

荣谓生年岁和我父亲相近，大约三十七八。他头戴一顶栗壳色的铜盆帽，一副玳瑁边眼镜，身上一袭棉袍也是栗壳色的，非常“中国式”。我过去也见过华侨，在心里留下了“洋里洋气”的印象，而谓生叔叔完全不是那副样子。我过去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父亲说起过。但这次他的造访，让父亲颇为惊喜。在我记忆里，他们之间好像连通常的寒暄也没有就直接谈开正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