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不信佛的小姑妈，开始轻声念佛了：“阿弥陀佛……”，反复不断地念。随后，冷太太也跟着念。王凤宝出于相同的心理，也叨叨“老天爷保佑”。雪芬早已止哭，悄悄地问她的继母：“我们为什么不走，总在这里站着啊？我都站不动了。”

的确，久站疲劳。并且德明哥和我还感到百无聊，想要唱歌却唱不出，想要说话也说不出，只能延捱这非常难捱的每一分每一秒，沉闷地等待着。但是，似乎等待不久，大约不满十分钟罢，蓦地从正前方，传来了冷医生遥远而清晰的欢呼声：

“我看见老乡啦——我们有路啦！我们有路啦！！”他敞开嗓门连喊几遍，音量之大，简直可使地动山摇，像通电似的，使大家眼睛一亮，精神一振。

在桂林期间，我曾三次游览七星岩，第三次是七星岩内安装电灯之后，印象反倒一般，唯独这1938年的第一次，由于经历过三刻钟左右的迷路，便在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历险”印象。

我们大小十数口从七星岩后洞出来，仍然经漓江浮桥返回水东门。

在水东门外的南边路口，有一块横跨马路的牌坊式的黑漆大招牌，上书“特察里”三个大字。其实早晨便看见了，只因急于赶往七星北斗，无暇逗留。现在，姑丈便同着大家进去观光一番。

鸦片、赌博、娼妓，这三大项所谓“特种娱乐”行业，在实施“三自政策”的广西省会桂林，是可以而且必须公开经营的，不得也无须遮遮掩掩，藏头露尾，从战前到战时，一贯如此。不过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征收高额的“特种娱乐税”；其二，则是限制在“特察里”之内。

特察里，意思大约是特别区罢，位于水东门外右侧，沿着漓江西岸，延伸至文昌门附近。

这里面跟一般的商业街道差不多，虽然白天不像黑夜那样摩肩接踵，却也络绎不绝。店铺房屋比较整齐，三大行业各成段落，依次为烟、赌、娼的地盘。

鸦片烟馆有“客房”、“散榻”和“坐席”三等，价格差距很大。各家赌场日夜开账，中国式的赌博应有尽有，推牌九的、掷骰子的、叉麻将的、抓纸牌的，吆喝声、呐喊声和争吵声不绝于耳。妓院也有不同的档次，大约就像上海四马路的“长衫堂子”与“么二堂子”之区别罢。由于此刻是太阳当头照，门户都半开半闭，未见有“姑娘”招徕生意。据说到了掌灯时分，经过精心打扮的她们就会伫立在门外，八字排开，打情骂俏，或者唱起轻佻的小调，逗乐嫖客，或者以媚人的姿态念念有词，诸如“打茶会来啰”，“吃瓜子来啰”等等公式化的语言来吸引嫖客，甚至直截了当拉拉扯扯，总之是想方设法要让嫖客中意，上门，做成生意。

据说，“姑娘”们大多来自敌占区，为生活所迫而受骗，被卖入娼门，没有人身自由，如果“生意”不好，就会遭受老鸨之流加倍的虐待，棍棒鞭子是家常便饭。

妓院、赌场和烟馆一字排开，全都坐西朝东，背靠城墙，面对漓江，占据了特察里的半条街；还有半条街则是为烟赌娼三大行业服务的，烟杂店、餐饮店以及寄卖行和当铺。五六家专卖鸦片土的“土号”，也集中排在一起。

天池姑丈是抽鸦片烟的瘾君子，最感兴趣的是土号，察看之后，认为两开间门面的“楚衡一”土号品种最齐备，价格也公道，于是就买了四两“云土”，即云南产的鸦片土。后来，他把采购“特种”商品的任务交给了我。

然而不久，在日本侵略者对桂林的狂轰滥炸升级的1939年，水东门外的“特种娱乐区”也未能幸免，被炸成了满街废墟，三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和顾客伤亡百余人。

随后，在市政府过问下，妓院和赌场迁往漓江东岸，指定几条小巷让它们继续营业。烟馆削减为五家，而经营鸦片土的“土号”则仅存“楚衡一”一家，搬到水东门内的骑楼街——桂东路北侧，继续营业，这便是我不时为姑丈采购鸦片烟土的所在。

我们游览七星岩，参观特察里后的翌日，时序便进入了1939年。

这一年是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年，是广州、武汉失守，日军却因伤亡严重、战线过长，攻势难以持续而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二年，也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大后方城市进行空袭最频繁、最猖狂的一年。

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柳州、南宁、韶关、梧州、长沙、衡阳等地，无不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甚至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兰州、陕西宝鸡也多次被炸。

就桂林而言，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敌机空袭不下数十次：从高升旅馆的整个街区，到西成路的大半条街，从五美路东段到文明路西段，依人路到八桂路，湘桂铁路的北站到南站，再从正西的丽泽门，到正东的水东门内外，以及漓江东岸的东镇路一带……炸死炸伤的同胞和被毁被焚的房屋不计其数，血债一笔一笔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