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同乡丁锡荣，也已由“勤务兵”升为“上士文书”，并且娶了一位桂林姑娘为妻，在机关附近的丽君路安了家，很少到姑丈处来了。

庄祖根，这位王凤宝的姨外甥，因有个远亲在重庆发了财，招他前往，他则由于桂林山水“看够了”，就应召去了重庆。

冷一鹏医生和冷太太仍是常客，节假日必来用膳，并且买来卤菜。他对天池姑丈评说世界大战的人物很感兴趣，频频点头，全神贯注，好像生怕漏掉一字一句似的。听到上次世界大战曾建立赫赫战功的贝当如今投降希特勒了，他连声说“可惜，可惜”。但天池姑丈的结论却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贝当既然是自甘堕落，玷污法国的传统，那末将来老天报应他的时候，也是活该！”

冷医生对去年清明节，日寇飞机在榕湖周边，肆意屠杀我老弱妇孺的那一幕惨剧，至今耿耿于怀，有时偶尔提起，仍旧激愤难平。冷太太对时事兴趣不大，吃完了饭，就和我小姑妈进东厢房聊天去了，聊家常，也聊“西医冷一鹏诊所”门诊和出诊的情况，包括某些病人的小故事，因为冷医生夫妇对病人态度一贯很好，病人对他们也有很多话讲。

东厢房是小姑妈和德明的卧房。小姑妈素不吸鸦片，也不做家务，不下厨房。先前在汉口，家务归王凤宝和女佣做，现在不雇女佣了，便由阿毛姐和王凤宝分担。小姑妈大部分时间坐在房里，静静地守着念俄文的儿子，有时也进入吸烟室，听听熟客们谈天说地。

陈克敏便是一位熟客，因为是无锡同乡，他称我小姑妈“老阿嫂”，很是尊敬，姑妈也爱听他吹牛聊天。——后来，大约1943年间，陈克敏的妻子在桂林病故，留下三个孩子无人照顾，而他的工作岗位仍在重庆财政部，于是就跟我姑妈、姑丈商量，恳请姑妈和德明住到他桂林的家中，帮助照料孩子，一切费用都由他来负担。

再说东厢房，除去小姑妈母子的卧房外，也是德明哥和我做功课之地，有两张写字台成“丁”字形安放着。那年代，小学生还得用毛笔练中楷，因此我桌上有砚台和墨。

某日，我刚想坐下，忽见砚台里有一只似蟑螂而非蟑螂的虫子在爬动。仔细一看，它体积较小，周身墨黑，肯定并非蟑螂，正在砚台里吸吮我的墨汁呢。它不怎么吓人，吃够了墨汁，才从容离去。

我觉得它很有趣，期待它再度光临。然而那一回之后，再也见不着它了，并且不知道它的大名，未免有点遗憾。——后来，很晚很晚的后来，我终于给它想出了一个名称，叫做“墨蠹”，不知是否恰当？德明哥的态度是笑而不答。

德明哥学习俄文很努力，进度很快，念诵单词的阶段早已过去，已在翻着字典阅读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了，而《真理报》和《消息报》则作为学习参考。他跟几位俄专同学组成“读书会”活动，但我发现他们阅读的并非俄文书，而是中文书，中文的进步书。我自然也跟着学学。

首先是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随后是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赵东垠的《经济学初步》、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和茅盾的《创作的准备》，等等，德明哥看过，我也看了。

《大众哲学》是抗战前夕已负盛名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著作，通读一遍，就初步明白了哲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解除了原先认为哲学“神秘”的观念，明白了唯物论、唯心论和观念论等基本概念的含义，培养了对于哲学的兴趣。所以在桂林期间，我曾先后买过两本《大众哲学》。更没想到过了十余年，我居然能亲聆艾思奇先生的教诲，听他用抑扬顿挫而质朴亲切的云南口音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据说，蒋委员长后来在总结自己败退台湾的原因时，说自己不是输给了毛泽东，而是败于艾思奇，因为他的这本《大众哲学》让十万知识青年去了延安。

除去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这期间我还读了《鲁迅自选集》和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如《苏联作家七人集》和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巨著《铁流》。

《铁流》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游击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冲破白匪军的围追堵截，最后终于胜利的故事。当该书作者由译者口中得知，中文版是由鲁迅亲自编校，并出资印行时，即刻以感激的语气说：“鲁迅，《阿Q正传》的作者！”

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歌，都自豪地采用了“铁流”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