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再会吧，香港》话剧被禁演，随后改名为《风雨归舟》，也仍未能演出，所以这首主题歌不曾传唱开来。我虽然买了歌单自己学会，却始终没有听到别人唱过。以上背录的歌词，肯定有错有漏，但目的是可以借以稍稍了解田汉先生笔下，1941年英国殖民地香港在被日本占领前的大致风貌罢了。

然而，尽管反动派禁演《再会吧，香港》，却挡不住“西南剧展”的筹备和进行。

1943年春，规模空前的西南各省戏剧展览会在桂林揭幕，上演了包括《雷雨》、《蜕变》、《大地回春》、《秋声赋》、《雾重庆》和《天国春秋》在内的十多个剧目，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都有剧团前来参加演出，盛况空前。这是桂林文化城的一大“壮举”——报纸上如是说。

桂林文化城的另一大壮举，是1944年6月，文化节举办的“抗敌宣传周”，也掀起了高潮，连三位耆老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都参加了。我当时的日记中略有记载，此处不多说。

要多说的是1941年我终于中辍学业，转为做工的事情。

因为天池姑丈供不起我念书了，准备让我到一家“花号”去学生意。

早在去秋，他就从兵工署购料委员会辞职，开始失业了。——事情是这样的：重庆派来一位新的桂林办事处主任，宣布自兼采购科长，把天池姑丈调为储运科副科长。这样，回扣之类的外快当然即将改姓了。天池姑丈不服，但抗争无效，第二天上班，他的办公桌已在储运科屋里了。

明显不过的事实是，那些军装皮件的承包商们，如“龙兴”的江老板，“东升泰”的孙老板，等等，从武汉到桂林，无论抽不抽鸦片，对天池寓所都是趋之若鹜的，而如今却立刻一反既往，避之唯恐不及了。可见世态炎凉，莫此为甚。

天池姑丈咽不下这口气，勉强到储运科上了几天班，便忿忿地递上辞呈。那位新主任似乎正中下怀，所以没看一眼便答应转呈购料委员会重庆本部。不久，果然转下来“照准”的批示，假惺惺说些勉慰有加的话，了结此事。

失业了，一无收入，虽曾有些积蓄，却经不起他一贯的大手大脚，鸦片照样抽，朋友照样接待，伙食照样鱼肉不缺；没满半年，日常开支捉襟见肘了。

先前，来到桂林之初，姑丈的经济情况很好，曾经开过两家餐馆。一家在南门外将军桥以西七里铺，名叫“吴宫饭店”，——因为姓吴，而上海本有一家吴宫饭店——位于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大门左近，指望吸引厂里职工。殊不知，该厂职工皆有很好的食堂，价格便宜，谁都不愿意进饭店。再则附近居民不多，又且没有光顾饭店的习惯。所以“吴宫”开张月余，除却姑丈宴请客人一餐，全家吃过两餐之外，平日里简直门可罗雀，结果则勉强拖了一阵，只得关门大吉。

另一家，“美的咖啡馆”。这是沿用天池姑丈在汉口开过一家西餐馆的名称，“咖啡馆”即西餐馆，位于桂林市中心，八桂路与中南路的交叉点。辗转托人请来一位西餐厨师纪某，一位账房兼侍者董某，因两人曾在汉口名牌西餐馆“一江春”服务过，而天池姑丈与一江春老板也熟悉，故与纪、董二人谈话很投机，于是决定聘用，放手让他们全权经营。

开张头几个星期，生意挺好，姑丈也曾带领全家上美的咖啡馆品尝过一顿正宗的俄式大菜。纪董两位伙计则主动到五美路来报告经营状况，包括报销雇佣一位临时工的工资之类。随后，姑丈奉派出差重庆月余，美的咖啡馆的事无人过问，返回桂林的头几天也不曾去。直到某个夜晚，德明前往俄专上课，途径咖啡馆，发现里面黑洞洞毫无动静，而其时本该是夜市兴旺之际。怎么回事呢？

德明课后回家，便报告乃父。但姑丈听了还不以为意，第二天同着德明前去查看，方才确知：纪某和董某已双双卷逃；赶紧寻找介绍人，但介绍人瞠目结舌，随后说了一声：“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经营吴宫饭店失败，美的咖啡馆伙计携款潜逃，都不能影响天池姑丈为人处事的一贯作风。甚至于后来，从购料委员会辞掉公职，工资和外快全无，成了纯粹的“寓公”，也仍一如既往。

然而，我在逸仙中学读书的期限已满了，我这“学生”的社会身份，也因此到头了。

姑丈明确地告诉说，他无力负担我继续上学了，需要给我找一份工作，——桂南路的“协泰花号”，他有熟人可以介绍，问是否愿去“学生意”？让我考虑。

这使我睡不着觉了。

协泰花号，我上学常常路过。那是一爿两开间门面的棉花及棉制品商号，有两三位伙计在应对顾客。所谓“学生意”，当然是学习经商了。但在那时，我的心目中，凡商人，一概满身铜臭，并且“无商不奸”，他们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而对于国家的头等大事抗日战争，则连“有钱出钱”的基本义务也不愿意尽。试想，我怎么能跟着他们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