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到秦卓说我“书写反动标语，该当何罪”时，导师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本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我借到逸中来，虽然不作为校训，但对同学们也有鼓舞和策励作用，绝非‘反动’。秦卓那样讲，可见他确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不过，你不必理睬他，心中有数便了。

“其实，他讲这句话，大约好比‘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指向我的。看起来，我在逸仙中学的日子，不会很久了。”

郭导师的教导我铭记在心，而他说在逸中“不会很久了”，则使我心情沉重。

就在这天夜晚，地理老师黄衡先生，将寄存在我处的一箱子书刊取走了。黄衡先生上学期教我们第十班的地理课。他大约未满三十岁，讲课时“左倾”的政治色彩很鲜明，皖南事变发生后，他甚至公然讲些对中央社所谓“新四军抗命叛变”不以为然的话。因此，我和周邦瑞、朱芳世、汪振民等都很佩服他，这无疑也是某些人忌恨他的缘由罢。

迁校以后，我不再听课了，但常在办公室同他见面，很高兴替他泡茶买香烟。某日，他见我在刻写蜡纸，便向我提出一项建议，说：

“你应该写一篇文章，表现自己是怎样从学生变为校工，以及做校工的内容和感想，写出来很有意义。”

黄老师说，他和几个朋友准备办一份文学杂志，办成了可以刊登我的文章。不久，我就写出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散文，题为“在逸中做工”，交给了黄衡老师。

大约三个星期后，黄老师在夜晚来到我的住地——大礼堂舞台后台的右侧，说，有一批书，必须隐藏一下，问我这儿是否安全。我说这儿没人来过，肯定很安全。于是他返回自己宿舍，搬来一肥皂箱的书。我把它藏在床底下我的箱子背后，整整一星期，平安无事。

到了我和秦卓争吵这天的深夜，黄老师前来搬回书箱时，小声告诉我，之所以要把书藏在我这儿，是因为有人告密，他虽然不知道是谁告的密，但知道秦卓是三青团*的分队长，虽然这次并没有搜查他的房间，但以后难保仍旧要查的，所以他很快就要离开逸中，并要我小心谨慎。

黄老师取走了他的书的第二天，罗国根由传达室送来他留给我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荣同学：

我决定到桂西北的一个县立初中去教书，过几天便离开桂林了，因为没有机会见到你，所以把信留在逸中传达室给你，以后希望多多努力！

给我来信可暂寄：本市党上街利成枧厂转。我离桂后，他们会给我转去的。

完了，祝你进步！

黄衡十七日（四一年十二月）

再：你的文章，可拿到别的地方发表，力报《新垦地》也可以呀！

黄衡先生把我那篇文章随信留了下来，不消说，他们筹办的刊物是流产了，但附有署名“若英”的一位先生的信，肯定《在逸中做工》的主题思想很好很切实，对不足之处提了些意见，并讲了写作叙事散文的要领，使我很受教益。然而，建议我投稿文艺副刊《新垦地》，我却认为文章水平不够，以后再说。

黄衡先生的信是用白报纸写的，不及三十二开本的书大，纸张早已发黄，但我保存至今六十多年，依然完好。

尽管郭导师的教诲，句句在理，心服口服，但是姓秦的小子，竟敢把“枪”顶到郭导师、黄老师的腰上，一个做学生的如此嚣张，实在让我无法咽下这口气。于是，我与罗国根商量，怎么才能杀杀他的气焰。

罗国根在传达室工作，了解一件别人不大容易知道的事情，就是每个月秦卓家人都会寄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