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共同具有的初始道德情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正是人的根本德性的发端，并由此生发出仁义礼智等人的根本德性。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善端（四端），就好比他有四肢（四体）。如果说“四体”是人类共同生理基础的缩影，那么，“四心”就是人类共同心理基础的缩影、“四德”也就是人类共同道德基础的缩影。

如果把“四德”再加以概括，那就是理义了。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11·7）

人心所同在理义。理义使我心愉悦，就像肉类能大快朵颐。道德的、精神的体验对于心，与生理的、物质的享受对于感官，两者间的对应具有相似性、同构性。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根本德性是人本来就有的，不是通过后天学习和深入思考得来的，它是良知、良能，完全根源于人的自然本性。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11·6）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13·15）

所谓良能，指的是人不通过后天学习就能做到的；所谓良知，指的是人不需要通过思考就能知道的。在孟子那里，人具有的良知良能，其主体内容正是仁义礼智等根本德性。两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爱他父母，而亲爱父母就是仁；长大以后，都知道尊敬兄长，而尊敬兄长就是义。仁义可以通行天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这样，孟子通过人类具有共同心理基础（心）→具有共同的道德情感（四心）→具有共同的根本德性（四德）→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理义”，勾勒出“性善论”的基本逻辑脉络。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因为人性是当时热议的话题，学者们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要想在理论上彻底站住脚，就不能对其他的观点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根据《孟子》一书所及，相关的观点至少还有：（1）“性无善无不善也。”（2）“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3）“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告子上》11·6）。

第一种看法是告子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主要在于他的生理属性，即“生之谓性”，人性无所谓善恶，善恶问题被排除在人性的讨论之外。第二种观点虽然把人性界定为人的道德属性，但强调可以让它善良，也可以让它不善。如周文王、周武王当政的时候，百姓就趋于善良；周幽王、周厉王当政的时候，百姓就趋于残暴。第三种观点认为：有本性善良的，也有本性不善良的。如，有尧这样的圣人做君主，却有像象那样恶劣的百姓；有瞽瞍那样的坏父亲，却有舜这样的好儿子；有商纣这样恶劣而且身为君主的侄儿，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仁人等等。

相对而言，告子的观点由于要从根本上取消人性的善恶问题，引起了孟子更多的关注。

就近取譬往往是古人论证的常用方式。告子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打了两个比方，即杞柳之喻和湍水之喻。杞柳枝条柔软，可用来编器物。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像杞柳，仁义就像杞柳做的杯盘；凭人性达到仁义，就像用杞柳做成杯盘。意思是：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人性之善是后天作用的结果。告子还说：人性好比湍急的水流，从东边打开缺口就流向东，从西边打开缺口就流向西。人性不分善与不善，就好像水本身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分别。

针对告子的论证，孟子一一予以批驳。

对于杞柳之喻，孟子反问：你是顺应杞柳的本性来制成杯盘的呢？还是违逆它的本性来制成杯盘的呢？言下之意是：正因为杞柳的本性可以用来制作杯盘，于是才能随材成就。就像人性具有四种主要善端，才能发展成四种主要德行一样。孟子进一步质疑：假如把制作杯盘看成是通过违逆杞柳本性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势必会把仁义等德行看成是通过违逆人的本性才能实现的。这样说来，告子的这种言论，还很可能会带来对仁义的伤害呢！

而对于湍水之喻，孟子也找到了突破口。孟子指出：湍急的流水的确没有往东往西的固定流向，但是，难道也没有向上向下的流向问题吗？显然，水往低处流，这是常识。人性的善良，就像水性向下而流。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流没有不趋于向下一样。

仅仅批驳告子这些比喻总还是不够的。于是，孟子又对告子“生之谓性”这一基本观点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