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助弱势群体，也是仁政的重要内容。鳏寡孤独者是弱势群体的代表，孟子认为他们是最穷困而又无所依靠的人，因此应该作为优先救助的对象。“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2·5)孟子借助对先王之道的阐述，表明了这一举措的重要性。

孟子还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强调“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滕文公上》5·4)，因此，要求保护工商业。“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关，讥而不征”(《公孙丑上》3·5)。集市提供仓储不抽货物税，关卡也只检查不征税。简而言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5·3)，这些必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孟子关于保民、养民、利民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着力凸显“利”字，恰恰相反，大张旗鼓地以利为号令是孟子所极力反对的。

《孟子》书中专门讨论“义利”问题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讲孟子初见梁惠王；另一个故事讲孟子与宋钘讨论阻止秦楚之战。在第一个故事中，孟子初次见到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讨教“何以利吾国”的问题，孟子抓住对方提到的“利”字做文章：一方面，推断上下争相求利的危害；另一方面，阐述君王推崇仁义的效应。强调治国不能利字当头，倡导仁义才是根本(《梁惠王上》1·1)。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秦楚两国将燃起战火，宋钘（jiān）想去劝两国的国君放弃开战的打算，途中遇到孟子。当孟子得知宋钘的方法论根基在于向秦楚两国分别“言其不利”时，孟子指出：“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告子下》12·4）志向虽然很好，但提法却行不通。孟子认为，如果以“利”相劝诱而能奏效，那么，就会导致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终都会抛弃仁义，怀着利益之心交往，最终将以是否有“利”作为处理社会关系和重大事件的唯一衡量标准，其恶果必将是亡国。反之，如果以“仁义”去开导而取得成效，这会使君臣、父子、兄弟去除求利的念头，而怀着仁义之心交往，这样就能最终统一天下（同上）。前后两个故事中，孟子都坚定地强调“何必曰利！”可见，孟子的义利观实际上是以义制利的。

其次，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在倡导教育上，把“明人伦”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孟子认为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13·14）善政得到的是百姓的财富，善教却可以得到百姓的心。因为再好的政治百姓也畏惧，而好的教育却使人心悦诚服，从而乐于向善。要是既无善政，又无善教，那可就危险了。“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7·1）可见，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

伦理教育是孟子教育内容的核心。孟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的教育简况：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5·3）

这里指出，作为核心教育内容的“明人伦”是贯穿于三代的。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者却不仅仅是小民，上面的人明白伦理道德，下面的平民百姓自然爱戴他们。这说明伦理教育还可以通过约束在上者而调整上下关系。至于“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5·4)以及在保障人民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1·3），则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教民懂得并实践社会生活的准则，进而调整社会关系。

再次，孟子的“仁政”思想还体现在对民意、民心的重视和“与民同乐”上。

对民心民意的重视，是以史为鉴所获得的重要启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7·9）

桀纣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孟子看来，得民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顺民意：他们想要的就为他们聚积，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