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同时还应该是察举的重要依据。孟子多次提到，仁政应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3·4）、“尊贤使能，俊杰在位”（3·5），国君选贤任能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慎重行事。选贤任能以什么为依据呢？孟子认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2·7））身边的近臣、身居要职的大夫们说了都不能算，还得听听百姓的意见，然后还得通过实际考察，最后才能任用。在这一过程中，民意占了很重的分量。其实，这不过是孟子的一种理想。

对传为佳话的尧舜禅让，孟子也做出了新的解释：禅让能否成功最终仍需得到民意的认可。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具有决定权的首先是“天”，其次是“民”。“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万章上》9·5）尧把舜推荐给天而天接受了他，把舜展现给老百姓而老百姓接受了他。并引证《尚书·太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加以说明。尽管这里还摆脱不了神道设教的影子，但对民意的强调，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汤武革命”的问题上，孟子更是把商纣称为“一夫”（独夫），在彰显“诛一夫”合法性的同时，对不施仁政的统治者大加挞伐。孟子在论及卿、君关系时还曾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异位”（《万章下》10·9），王室同宗族的公卿对犯有重大错误的君王可以上谏，反复上谏仍不听从，就废弃他的王位改立他人。以至于使齐宣王听后“勃然变乎色”，紧张得脸色都突然变了。

与民同乐是仁政的重要一环，也是重视民心民意的试金石。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1·2）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2·4）

行百姓之所欲，去百姓之所恶，乐百姓之所乐，忧百姓之所忧，才能真正与百姓同心同德。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忧乐关乎天下，一切“与百姓同之”，这是孟子对君民关系的理想化，后来，先忧后乐等思想成为了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归结起来看，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14·14），的确反映了他鲜明的民本思想。尽管民本还不同于近代从西方传入的民权、民主思想，但是，其进步性仍然值得大书特书。

另外，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想也颇值得一提。崇尚王道、反对霸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延续。“仁者无敌”是其内在精神。

王与霸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王指统一的君王，霸指行使部分王权的诸侯，两者都没有贬义。孟子首次将王与霸对立起来看。孟子认为：王道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德行仁”，以仁政理论与政策，通过保民而得人心；霸道的基本特征却是“以力假仁”，以武力暴力相威胁，而仁此时只是一个幌子。称霸必须具有强大的国力；称王则不一定依靠国家强大。孟子举例说，商汤仅凭七十里见方的疆域，文王也仅凭百里见方的疆土。凭借武力使人服从，那种服从不是内心服从，而是力量不足；依靠道德使人服从，那种服从却是内心愉快、真心实意地服从，就像七十多个弟子服膺孔子一样（《公孙丑上》3·3）。

孟子称颂王道，反对霸道。把行王道、施仁政看作能统一天下的不二法门。他多次强调：“仁者无敌”（《梁惠王上》1·5），“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14·3），“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4·1）。

孟子的仁政学说与当时“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①的社会情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带有较多的理想成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在所难免。但他以民为本、崇德尚义的精神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