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修养论

性善论不仅是孟子仁政说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修养论的理论前提。

首先，孟子讨论了修养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从修养的重要性看，孟子指出：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7·5）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13·19）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14·32）

物正以至国治天下平是儒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终点，而正己、修身等自我完善是其基础和起点，这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但就一般情况而论，孟子认为，人们对身体的重视超过了对心性修养的追求。孟子举例说：如果有人无名指弯曲伸展不开，不很疼痛，也不妨碍做事，可是，如果有人能让它重新伸直，那么即使让他前往秦国、楚国去治，他也不会觉得路途遥远，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无名指不如别人。孟子进而引申评论说：

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11·12）

手指等肉体的缺陷容易感知，也易于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往往自愧不如乃至心生厌恶、必康复而后安；而心性修养的不足反倒被人忽略，赶不上别人也没有什么羞愧感。孟子称之为“不知类”，即朱熹解释的“不知轻重之等”①。

要“知类”就必须区分体之大小、贵贱，修养方式也不能等量齐观。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11·14）

身体有至关重要的部分，有微不足道的部分；有小的部分，有大的部分。不要因为小的部分而损害大的部分，不要因为微不足道的部分而损害至关重要的部分。能保养好小的部分的是小人，能保养好大的部分的是君子。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修养的基本原则。孟子试图凸显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让人们从物质生活、肉体生存中超拔向上。

从修养的可能性来看，修养正基于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本然具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人有此“四心”，就是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正是修养的基础。但修养不能停留于此，而关键还要懂得把这四种善端扩大充实起来。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3·6）

“扩而充之”强调的正是后天的修养。孟子打比方说，人有这四端，好像刚开始燃烧的火，又如刚开始流出的泉水。推展言之，只有通过扩充，才能使之形成燎原之势、汇成奔涌之流。与此相反，有了这四端，如果还“自谓不能”，按照孟子的说法，那就是“自贼”，是对精神生命的自我伤害。

其次，孟子点出了修养的实质问题，即“求在我”。

孟子认为，许多人并不真切了解身心修养的意义，不懂得真正的“贵”。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告子上》11·17）

希望自己活得尊贵些，这是人们的共同心愿。但每个人都有贵而在己的东西，却往往没去考虑。孟子指出：别人给予的尊贵，并非“良贵”，即不是真正的尊贵。这种尊贵既然是被给予的，也就可以被拿走。他人可以让你尊贵，他人也就可以让你卑贱。

但那些贵而在己的“良贵”又是什么呢？孟子用“天爵”和“人爵”作了说明。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11·16）

“天爵”即天赐爵位、或称自然爵位，“人爵”即社会爵位，二者的区别实际上是道德价值和政治地位的区别。朱熹解释说：“天爵者，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①孟子把仁义忠信、行善而且乐此不疲这些道德价值看成是天赐爵位，这无疑与他的性善论有关；他把公卿大夫归为社会的爵位，实际上指的是政治地位。在他看来，两种爵位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孟子赞赏把道德价值追求（修其天爵）作为目的，获得社会政治地位只是其副产品；反对反其道而行之，把道德价值追求作为手段，甚至在得到社会政治地位以后，反而舍弃道德价值追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