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进一步奠定了孔孟之道的思想基础，成为了原始儒学集大成的思想代表。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②《孟子》一书和孟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国晚期的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在其著作的《非十二子》篇中，重点讨论了“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这一学派，荀子在儒家中也仅仅选取了思、孟并加以评论。但是，“非十二子”，顾名思义，思孟学派是作为批判对象的面貌出现的。荀子和孟子在有些问题上，观点差异较大，如荀子写有《性恶》篇，与孟子性善论形成鲜明对照。《非十二子》评论思孟学派的基调，具有较浓厚的门户之见意味。但这篇文章提到：世俗认为孟子思想是孔子学说的真传，因而纷纷接受并传播其思想。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孟之间的思想关联，也体现了孟子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荀子的学生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讨论过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有关情况，其中除了涉及孔门弟子、再传弟子与后裔外，也专门讨论了战国中期的孟子与战国晚期的荀子。

秦汉之际，孟子学派影响并不十分显著。秦始皇焚书坑儒，孟子学派损失惨重①。到了汉代，孝文帝时，官方一度在五经博士之外，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设立传记博士，时间虽然不长，但后来人们仍将《孟子》视为辅翼经书的传。汉代还出现了一系列注解《孟子》的专书，如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赵岐的《孟子章句》等，据说刘向和扬雄，也为《孟子》作过注。但流传至今比较完整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东汉时，能够援引《孟子》阐明经义被视为博学，因此，孟子思想成为了思想家们的理论资源。

魏晋到隋，儒学衰微，《孟子》在这一时期也相对沉寂。但注解和引用《孟子》者仍不乏人。唐以后，五经等儒家经典开始从崇尚佛老的氛围中逐渐受到重视。中唐以后，一些思想家开始为提升孟子思想的地位奔走，特别是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发展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然道统中辍的说法未必反映了史实，但孟子地位受到了高度评价。

到了宋代，孟子道统传人的地位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并且超越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人，成为从先秦到宋以前儒家圣学道统的唯一传人。与此同时，孟子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神宗时，孟子被封为“邹国公”，进入孔庙、配享孔子（公元1084年）。徽宗时，孟子庙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公元1115年）。这一时期，《孟子》一书也日益受到推崇。神宗时，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徽宗时,《孟子》首次正式进入儒家经典行列，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而刻为石经。南宋光宗时，《孟子》被列入十三经注疏合刊印刷。而此前，通过多位思想家（如中唐韩愈、李翱；北宋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特别是程朱的努力，《孟子》与《大学》、《论语》、《中庸》最终被合称为“四书”而受到特别尊崇。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在而后七百余年的历史中，《孟子》一直作为儒学的主流思想而备受崇敬、流传广泛。

孟子思想在宋代以后成为儒家哲学各学派的共同思想资源，许多思想家都为解读《孟子》耗费大量的精力，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自己的思想：不论是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对理学思想的阐发；还是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表达对理学的反动。这一时期，注释《孟子》的书蔚为大观，不下数百家。①今天看来，《孟子》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重要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记忆，仍不失为新时期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值得特别珍视和反复研读。

古今注释、翻译和解读《孟子》者，所在多有。我们的译注主要参考了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以及傅佩荣《解读孟子》和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等。还参考了时贤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让我们共同品味着孟子以下思想前行：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12·15）

一个有着重大担当的人，应该在艰难困苦中锻炼自己、最终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