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可以看作孟子心性学说的纲领。孟子由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立命，构筑了以“天人合一”为框架、以“知行统一”为方法、以“身心为一”为目标的“内圣之学”的完整体系。“尽心——知性——知天”是致思主线；“存心——养性——事天”是实践主线；“修身——立命”是内在红线。孟子认为，人具有上天赋予的具有思维功能的“心”，它正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性”之所在。通过充分发挥心之思的作用，扩充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善端，就能真正理解人之为人的本性，进而领悟“天”对人意义。与此同时，人自觉地保全本心，培养本性，以正确的人生承奉天道。不论生命短长，矢志不渝，修养身心，等待天命，最终实现身心性命的安顿，体味“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13·4）、“上下与天地同流”（同上13·13）的境界。

这种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圣王”，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孟子看来，尧舜就是这样的圣王。成圣当然要有大德，成王却不能没有天子之荐。“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万章上》9·6）尧禅位给舜正是“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似的佳话，但孟子没有忘记，指出其有一个“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同上9·5）的过程。孔子缺少这个环节，因此不能享有天下，成圣而不能成王。尽管如此，孟子认为，后世虽然德至圣境者由圣而王缺乏现实性，但可以通过促使“继世以有天下”（《万章上》）的王者修其德能、朝渐趋圣境努力，也即通过德行高尚的“大人”、“君子”，不断“格君心之非”（《离娄上》7·20）、“引其君以当道”（《告子下》12·8），也可以达到“一正君而国定”（《离娄上》7·20）的效果。

这种理想人格还具体表现为“大丈夫”。孟子描述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6·2）

大丈夫的基本特质是：住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站天下最中正的位置，走天下最光明的大路；得志时偕百姓依循大道，不得志时走自己的路；富贵不能乱我之心，贫贱不能变我之志，威武不能屈我之节。朱熹将“广居”、“正位”、“大道”分别释为仁、礼、义，那么，由“居”、“立”、“行”所构成生命活动的世界正是道德精神的世界。面临动静进退和各种境遇的“大丈夫”，在道德精神的映照下昂然挺立。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特别重视“士”的精神修养，对“士”也有更高的期许。如认为：士“居仁由义”、高尚其志（“尚志”）（《告子上》13·33），是养其大者；他们不把物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他们成就为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他们仕与不仕的原则是“迎之致敬以有礼”（《告子下》12·14），因而不能被收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4·3）；他们坚守自己的心志，即“持其志”（《公孙丑上》3·2）；他们坚持自己原则，“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中道而立”（《尽心上》13·41）；他们尊德乐义，“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13·9）是否得志、穷与达不能由自己决定，但他们修身、守身而进入圣域。

实际上，孔子以后的“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有较多的关联性。关注知识分子研究的杜维明教授认为，孟子思想中有四种资源对今天塑造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特别的意义：“第一种资源，是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历史文化使命感”；“第二种资源就是知识分子基本是社会良知”；“第三方面的资源更重要，即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第四种资源就是儒家的从道不从君的抗争精神”①。应该说，这些见解是符合孟子思想精神而富于启发意义的。

当然，孟子的理想人格并非遥不可及，在孟子看来往往是“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已。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反思得十分不够。“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弗思甚也。”（《尽心上》11·13）他反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11·7），“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12·2）。认为君子之忧在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离娄下》8·28）这对于潜心向善的人们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