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籍贯最早记载的是《史记》。《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蒙在何处？这是后来争论的焦点。战国时期称蒙地有三处。有梁国蒙县，属今河南开封一带；有宋国蒙县，今属河南商丘一带；有楚国蒙县，今属安徽蒙城一带。   

有人认为庄子的籍贯是当时的梁国，梁国魏国也。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固改称梁国，并据班固《汉书　地理志》说蒙县属梁国，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均在“蒙”下注“属梁国，所以认为庄周故里为梁国，庄周为梁国人。”（施宣圆等编：《千古之谜——中国文化500疑案》，《名人学悬案》中卅古籍出版社1989年）但有人认为此梁国是汉晋的称法，《春秋》庄公十一年《左传》记有宗万杀闵公于蒙汉。贾逵曰：“蒙泽，宋名也。”杜预注曰：“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由此近人郎擎霄认为，“盖杜以蒙开战国时为宋地，于汉晋为梁国蒙县”，所以“谓庄子梁人固当”，“谓庄子为宋人，亦当也”。（郎擎霄：《庄子学案》，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所以，后人认为，庄子的故里在宋国，庄子为宋国人。

宋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国都在商丘，其地辖今河南东部和今山东、江苏、安徽省之一部分。后人大都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蒙县即是当时的宋国蒙县。刘向《别录》认为庄子“宋之蒙人也”。《淮南子　修务训》高诱注：“宋蒙县人也。”《汉书　艺文志》也认为庄子“名周，宋人”，党晴焚在《先秦思想史论略》中根据《史记》的记载，旁征博引，得出结论说，“蒙为宋县，可知周为宋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杨宽的《战国史》也主此说。当然也有人持异议，而主庄子为楚国人之说。冯天瑜等人认定“楚地是道家的发祥地”。又说：“老子之学，后为两支，一支为庄子哲学，一为稷下精气说”，楚文化瑰丽神奇，哲理宏妙，其“主要成就在庄子的散文和屈原的诗歌。”（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民俗风情对人们思想文化的影响的视角分析《庄子》产生于楚地的必然性。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源，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折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休。”而庄子之言“深岩而津，汪洋辟阖”，又有“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瑰奇之思，所以，只有庄子生活在楚地，才能产生体现楚文化特点的《庄子》。

后人围绕着庄子的籍贯不断进行争论，至今也难以统一，要想弄个水落石出，既非一日之功，也非作者所能为。历代诸家的考辩，留给我们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综合各家，大体确定庄子生活及其著述立说的地方。 

关于庄子故里的考辨，不外两种，一为内证，一为外证。内证即是庄子著作中关于庄子事迹的记述。主宋人说可举出《庄子》一书中有“商之丘”的记载；主楚人说者亦能举出关于楚威王的记述。所谓外证即是当时或后来关于庄子事迹的记载，如《史记》等等。但诸家在争论中往往取其与自己有利的材料，而对其不利材料即置若罔闻，甚至避而不谈。从其论争之中我们发现，庄子的出生地和进行社会活动之地没有加以区分，混而为一的后果导致庄子宋人和楚人之争。从其大量的材料来看，庄子应为宋人，其故里为宋国的蒙县，即今河南商丘东北。而从其著作以及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庄子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创作遍迹于宋和楚，所以才有与屈原的《离骚》、《天问》一样的“诡异”、“谲怪”。由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庄子的籍贯为宋，思想创作和社会活动遍布宋和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