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印象

作者：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

内容提要

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是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的第一天是2005年4月5日，星期二。告别在北京的两年时光之后，我将赴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设计博士学位。这篇文字我将以惯用的论文体格式来描述我在飞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的那些日子――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在中国的生活。

关键词：生活变迁、职业变动、由于不断求学而总是被推后的“真实世界”体验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既不觉得伤感，也不觉得困难，因为当我回首这两年的时光，总是能找到令自己高兴的东西。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下了硕士学位后就立即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交互设计中心工作，当时招聘我的人是Dave Vronay 。在我亲身来到这个实验室之前，只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看过一篇有关它的封面报道。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供应免费水果，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工程院的员工们还被安排在一起办公，希格玛大厦的其他楼层仍被别的公司占据着。当时冰箱里的食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只有原味酸奶和少数几种饮料。而在楼层重新装修之前我们曾发动大家，在墙壁上进行了一次创意涂鸦。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北京超市里吃午夜饭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只能找到提供“泡沫红茶”的咖啡厅和一些还没打烊的服装小店。之后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品尝了鲜美的火锅。我也想尽办法地与北京人打成一片，这个想法最终让我住进了北新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它距离雍和宫不远。

我的好运

MSRA看起来总像一家初创企业的实验室，因为它总是在自我重生。它始终洋溢着乐观、积极和“我能行”的工作气氛。我们所得到的待遇也很“豪华”：公司鼓励我们随心而动，去变动这个世界。

我在交互设计组工作没多久，由于种种原因，Dave必须回到雷德蒙总部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他去领导Vista的UX战略开发。之后，鼎鼎大名的Kurt Akeley来研究院当副院长，也成了我的经理，当研究图形处理的美国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都非常嫉妒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

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后，全院在黄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Offsite，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由于我在改进希格玛大厦工作环境方面提出了提供公众演说服务的倡议，所以荣幸地得到了第一份由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而且当时的颁奖嘉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

(篮球友谊赛结束之后，身穿实习生T-shirt的史蒂夫·鲍尔默汗流浃背地在篮球上签名赠言)

在MSRA，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常驻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员，也因此有机会拜会了微软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特别是有两次会见了比尔·盖茨本人。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中，我共发表了12篇论文，申请了8项专利，并主持了多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办公时间以外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有时也会到希格玛大厦以外的地方“冒险”，当然是为了给我的身体补充燃料，地点通常在包子铺、楼后的‘Hard Drive(硬盘)’茶餐厅，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才去的麦当劳。

我的首选交通方式为地铁、出租车和我值得信赖的坐骑捷安特可汗自行车——这是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中唯一能与我瘦长骨架相适应的款型。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离开安全而舒适的知春路，参与其他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比如我曾有幸与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沈向洋院长一起打篮球(他们两个都是令人尊敬的篮球手)，参加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电子机车零件DJ小组的活动，参与北京城郊的远足活动，以及掺和一些聚会模特秀等等。

旗舰项目

我在中国两年的MSRA之旅，主要成果就是“一桌一鼠项目( Each Mouse on Each Desk, 简称MED)”。我们研究出发点是在每张桌上只放置一个鼠标，老师和学生们就可以完成一堂人人参与、互动合作、共同分享的趣味课程。我们在北京和曼谷执行了MED现场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