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不会想到这种生意能火起来，他们低估了现代人的动手能力和意愿，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和学生，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店里转一圈，买些材料回来自己做个小兔子、小饰品，挂在包包上或者送朋友。更重要的是，这种小东西的价格竟然都卖得很贵，温州老板说这是时尚、牌子，目前国内只有真正有内涵、上档次的人才玩“DIY”。

再后来，这条巷子里跟风的人又多了，很多“DIY”都冒出来。温州老板又在自己店里加了“格子铺”：顾客买店里的东西，做成漂亮物品放在格子铺里，店主会帮忙卖出去，期间只收取租格子的费用。再后来，同行又多了，温州老板又改变了投资方略……

总之，温州老板总是极力避免跟同行恶性竞争。他所追求的大多是没有竞争的最高利润，当一有竞争或者低迷的苗头，立刻改变经营路线。

这又引出另一种现象——与其说温州人紧跟市场，不如说温州资本在引领市场。

一部分人认为，温州人之所以能快速发财，是因为他们时刻跟进市场脚步，什么东西赚钱多就去投资什么。这话说得固然不错，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妥帖：与其说温州人在跟进市场，倒不如说温州人在引领市场，与其说他们在乎的是利润，倒不如说是利润的“最大化”。

温州人总是有办法成功引领市场，这与他们的胆识是分不开的。温州人素来胆大，敢于走在国家政策的前面，而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财富。据说，每一个成功的温州商人，都会将每日收看《新闻联播》当做必须执行的“军规”，每一项国家政策细微的变化，敏锐的温州人都不会错过，从而可以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投资机遇。

建桥集团董事长周兴增，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的创始人。他就是在国家政策还没完全放开的时候，完成了民资办学这项壮举的。

那是在1999年，手头已经有一笔资金的周兴增决定弃商办学，在上海建校。当时他的想法并未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双方只是签订了一个意向书。然后周兴增就投资3亿元，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开始买地、搞基建、盖楼舍，将办学所需的基本硬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

谈起这个大胆的举动时，有人问他：难道不担心政府不审批？

周兴增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若是不先搞好办学的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这种将政府一军的巨额投资方法，恐怕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

别人又质疑：“民办大学招生，一般第一年没多少生源，难道你能确定自己不会赔本吗？”

周兴增依旧不温不火：“等我招生超过1000人，请您再来恭喜。”

结果2000年9月，周兴增的建桥学院第一年招生，报考人数就有5300人，当年录取了1352人（当年上海民办学校的正常生源可能只有300人）。2001年，上海教委破格准许建桥学院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授予它独立颁发大学文凭的权利。

后来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每每谈起周兴增，都会夸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老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紧跟市场潮流固然不错，但却不及抢占市场先机来得明智，如果能成功引领市场走向，那么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功劳一件了。

其实，紧跟市场也好，引领市场也罢，无论温州人的投资路线怎么变，追逐的东西一直没变——永远追逐最大利润，其他非最大利润的投资当放则放。正如一则段子所说：比尔·盖茨掉了1000美元都不需要弯腰去捡，因为弯腰捡钱的这几秒钟他完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在温州人的观念里，那些非最大利润的投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比尔·盖茨式的“弯腰”，是非常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