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西学东渐”的结果。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屡屡入侵下，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先行者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洋务派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主题离不开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因而企业变革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以西学为主导。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管理学界和产业界热衷的话题常常是泰勒、德鲁克和彼得·圣吉等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学说。我们高校里的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也以使用诸如哈佛商学院的原版教材为荣，我们企业培训的课程内容也以对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为主。

所以，1997年当我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尝试性地开设“东方管理学”的讲座和相关课程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我曾反复地问自己：这门课程是否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会接受这些理念吗？

以后的教学打消了我的这一顾虑。令我颇感欣慰的是，近10年的不懈努力，“儒、道、禅与现代管理”课程渐渐地得到了业界的认同。这些年，我不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的相关管理课程班上讲授，也在上海大众、美的、格兰仕、红蜻蜓、大庆石油管理局等企业作过培训，而且还应邀在电视台的“名家论坛”中讲授《东方智慧：儒、道、禅与现代管理》的系列课程，反响颇为热烈。

可见，源于传统的东方管理智慧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从管理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它的确提供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性地描述东西方管理智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管理重“术”，那么东方的管理则重“道”；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多地依赖外在的制度约束，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多倡导内在德性的自觉；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主张奖金的刺激，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崇尚精神的鼓励；如果说西方的管理主张刚性的征服，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主张刚柔并重、以柔克刚；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注重权威的生成，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倾向于恩威并施、期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培植，如此等等。

事实上，正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已探索的那样，东方管理智慧在提升执行力和忠诚度方面更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绩效。因为制度约束不出执行力，奖金也刺激不出忠诚。

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管理者人格修炼的层面上讲，东方管理思想更是为我们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提供着大智慧、大境界的指引。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二是做人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透视许多失败的企业经营者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抵御不了来自如上两方面的诱惑几乎是他们共同的“失败基因”。而一向以“义利合一”为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庸惟美”（儒）、“自然无为”（道）、“空观”、“无我”（禅）为处世之道的传统文化无疑使我们在这一疑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为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提供诸多的智慧指引。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执着地认定，极易在市场经济锱铢必较的拜金主义，甚至声色犬马的诱惑中迷失的当今企业经营者，尤其需要儒、道、禅智慧之光的理性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