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管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更要关注我们传统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相比于西方的管理而言显然别具东方的色彩。

1．管理学中的“术”与“道”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非常丰富，内容很多，要想面面俱到地来做一个系统的，或者说很全面的梳理绝非易事。我们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或者进一步说，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的精髓？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说西方的管理学是以“术”见长的话，我们传统的或者说东方的、中国式的管理理念则是以“道”为尊。悟“道”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精髓。

那么，这个管理之道的“道”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许多西方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某些具体的管理层面，比如说营销技巧、谈判技巧、人力资源考核等方面，做得非常细致，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些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但他们随即会发现，如果说只有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没有“道”，或者说不提供一种路径、没有一种境界的话，所有的操作技术都没有意义。他们发现中国的管理智慧恰恰是在“道”的问题上，弥补了西方管理学所欠缺的这个东西。

但是，西方人发现，在中国哲学中“道”的内涵非常丰富，他们在翻译“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英文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准确地表达它。一些人把它翻译成“规律”、“规则”、一些人则倾向将其译为“智慧”、“方法”，还有的主张译成“道路”、“路径”，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道”既有上面谈到的各个含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含义。所以后来比较通用的一个译法是TAO，即用他们的韦氏拼音注音了事。

2．东方管理智慧中的儒家之“道”

我们显然不可能把古人关于“道”的所有意思都一一穷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阐释。比如说“道”在儒家那里其基本含义是指一种路径，就像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必须沿着一条正确的路才能到达。所以，当时朱熹解释这个道，就说“道者，路也”。而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这个治理国家的路径就是由“道”而“德”。所以“道德”这两个字，我们通常是连起来用的，因为“道”是路，我走“道”，感悟到了这个“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有了心得体会，那么我就有了“德”。所以，在古汉语中“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意思就是说，人必须对这个路有一个心得体悟。正是如此，儒家非常强调对“道”的把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里的“道”，就是路径、就是人生道路，对管理者而言也就是治理之道。如果你对这个路径有了一个把握，那么你就真正拥有了道德。

所以，孔子在《论语·为政》里有一段经典名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管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法治的思路，它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办法，管理者颁布行政命令，然后再用刑罚去保证它的实施。这种管理有没有效果呢？当然也有一定的效果，它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即老百姓不敢做坏事。但是，孔子这种管理的效果有限，因为他虽然不敢做坏事但是却没有羞耻心。可见，在孔子看来，这个管理之“道”的境界还比较低。

儒家主张什么样的管理之“道”呢？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主张把外在的道，变成一个人内在的德性。孔子认为这种管理境界所达到的效果是“有耻且格”，就是说它能够使老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行为不会出格。这就是德治的管理。它不是靠处罚，比如说让你走人、扣奖金之类的办法来管理，而是主张用一种培植德性的柔性管理来实施管理目标。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人曾经研究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很多学者发现，日本的工人跟美国的工人有一个区别：日本的工人是工作狂，工作非常有积极性，而且忠诚度极高。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工人的忠诚度远远高于美国工人，他们很自觉自愿地工作，并且中层管理者不跳槽，工人也不罢工。美国人经过思考，后来发现这不是靠制度约束，不是靠金钱刺激，而是一种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种孔孟之道教化的产物。

可见，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文化即“文以化之”，它以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方式让人产生变化。所以，在日本的管理层非常推崇儒家的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在日本的企业里就经常作为员工培训的教材。这强调的其实就是不同于西方管理的德治。

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管理之道就是遵循着一种德治的治理思路，而且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德治得非常好的发展时期。比如唐朝初期，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就是“德主刑辅”，他由此缔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盛唐帝国。历史学家对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德治的治国方略是一个重要的缘由。

在西方许多研究者看来，毛泽东也是因德治而有卓越成就的伟人。有一位日本教授就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经营管理之道。经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他认为，与其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精深了解的伟人。所以他一生酷爱读的是古代的线装书，他的书房里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位日本教授认为，正是因为深受中国传统管理之道的影响，毛泽东的治国之道，靠的是德性与觉悟。同时，这位日本教授认为，蒋介石采用的是制度约束靠悬赏刺激的办法，也就是泰勒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思路。这就体现出两种治国思路的差别：蒋介石是西方式的、法治式的思路，靠制度的管理约束，比如国民党就非常看重中统、军统之类的特务组织的作用、非常注重悬赏的做法；毛泽东的治理思路则是东方式的，主张靠德性的觉悟，所以他在延安时期就非常强调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德治思想贯彻在企业领域里，主要体现为诸如铁人精神、孟泰精神、青年突击队精神的发扬光大。它不是奖金刺激出来的，也不是靠制度教化出来的，它是一种德性的自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德性与觉悟，新中国的工业才在一片废墟里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至今让人向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可见，儒家的德治之“道”决非只是一种理论设想，它有着非常成功的实践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