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提出跨文化理论的是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Kluckhohn&Strodtbeck，1961)。克拉克洪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已故世。她曾参与太平洋战争时美国战争情报处(OfficeofWarInformation)组建的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该研究小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二战后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片有5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社区共存的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6大价值取向理论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发表在1961年出版的《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他们认为，人类共同面对6大问题，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这6大问题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这些群体的文化特征，从而可以描绘出各个文化群体的文化轮廓图，而将不同的文化区分开来。他们提出的这6大问题是：

(1)对人性的看法；(2)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3)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关系的看法；(4)人的活动导向；(5)人的空间观念；(6)人的时间观念。

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指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这6大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观念，而在这6大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行为。

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人性的看法有很大差异。

比如，美国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复杂，不单纯地认为人生来善良或生性险恶，而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他们同时认为人性的善恶有可能在出生以后发生变化。基督教的原罪说反映的是人性恶的理念，通过忏悔和行善可以洗脱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则是人性可变的信念。相反，有的社会对人性采取较单一的看法，比如，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表现的是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而“三岁看老”则有一点人性难变的假设。这一点表现在管理上，美国强调制度，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可能带来的坏行为，在设计制度时严密仔细，事先设置种种限制以防坏行为发生；而中国则从人性善的角度，假设人不会做坏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再去修补制度。

在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讲求“风水”，选厂址、造房子、建工厂，都得先看风水才能决定。另外，房子的朝向、形状等也都得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和谐，那样才能人丁兴旺，生意兴隆。像海尔的工作大楼四面看上去都一样的设计恐怕就与此有关。而美国人就几乎不考虑建筑与风水的关系，强调的更是人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去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人主导环境是美国文化的特色，而人与环境和睦相处即为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事件的反应。

比如，2005年在印尼发生的海啸事件(Tsunami)，虽然大家都认为是天灾，但对天灾的归因却能反映出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东南亚人将此事归结于命运，赶上了算是天意，虽然悲痛，但没有什么可以太抱怨的。也有的东南亚人认为此天灾的降临是人冒犯自然的结果，是人得罪了老天爷遭到的报应。美国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认为，这是人类预测不准确，对可能的灾难预防准备不够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能设计更科学精确的仪器，或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准备好逃脱方法的话，这样的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

再比如2008年在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讨论也能反映出对人类自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