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兼论”的“杂道”对治国的认识就很有这种见地，它认为治国者首先用“仁”化之，把一般人可以为善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如同治水，疏导下游，就不会有横溢之患；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威化无效，就要用中韩之法绳之，如同治水者之筑堤防。疏导与提防并用，就是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

中国古代“霸道”、“王道”、“杂道”学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发掘。尽管“霸道”、“王道”、“杂道”主张各异，但是它们却有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治国之道必须依据对人性的认识，只有符合人性的治国之道才是正确的，这反映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在学习和借鉴西方领导思想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传统领导文化的伟大，我们既不能对西方的东西盲崇和盲拒，也不能对东方的东西盲贬和盲弃。科学地分析“霸道”、“王道”、“杂道”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吸收其精华，古为今用，再将这些精深的理论与西方系统的领导思想、方法和经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种中西合璧必将会大大增益领导智慧的光华。

（一）“霸道”

“霸道”来自于法家的理论，理论代表人物是韩非子等人，实践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等人。

韩非子从现实利害关系出发，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好利恶害是人的本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在韩非子眼里，君有权势和利禄，臣有心计和智能，君以权势和利禄使臣下向自己尽忠，臣以自己的心计和智能换取君主的官位与利禄，二者就是一种利害关系，哪里有什么道德情谊可言？韩非子还举亲情关系为例，说父母生男孩则相贺，生女孩就杀掉，并不是因为父母对子仁对女暴，而是出于一种利害关系的考虑。父母子女骨肉至亲都是一种利害关系，社会上的一般人际关系就更是如此了。利害关系为韩非子的“霸道”理论提供了人性论的根据。

法家认为人性“善者伪也”，因为人的欲望是先天的，有欲望必然生淫乱，所以“恶”是人的本性。既然人性是恶的，要求社会的平治，就不能顺其人性之自然而发展，必须要“化性起伪”，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止。法家以“性恶”为起点，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领导观念，并针对人的心理特点以法、术、势作为三位一体的领导力量，重视的是组织的领导权威，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外在权利因素和约束力，着重于从外部强迫、控制和利用被领导者来实现其领导目标。那种不顾一切赚钱的欲念，可以诱发出人性中最冷漠、最残忍、最阴暗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