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为君主设计的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是用法之相忍，不用德之相爱。法包括赏和罚两个方面，违法必罚，守法必赏。赏和罚的基础是人性，是对人性的满足。以“法”治国就叫做“法治”。韩非子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韩非子认为三者必须并用，并以“法”为中心。认为君主光靠法令治国不行，还要靠君主的权势来推行法令，作为行法的力量，运用法令来统一思想。有了权，有了法，即使一个平凡的君主也可以“抱法处事”、“无为而治天下”。后来历史上的包拯也讲：“法今即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法家的这套“霸道”理论有利于实现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此法经过韩非子的发挥，就为秦王所采纳。通过秦王的施政而在其政治生活中一度占了主导地位。

从领导特征的角度，可以将个体领导者分为能人型领导者与仁人型领导者两种类型。能人型领导者——崇尚“霸道”，过分重视“力服”，依赖其高超的能力培植其权威的基础，往往威有余而宽不足。

“霸道”的领导模式的外部特征就是严刑峻法的统治。历史上第一个践行“霸道”理论的人物就是商鞅。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在变法时，太子冲撞了商鞅，“刑不上大夫”，更不敢上太子，就让太子的两个老师代过，一个剁掉了一只脚，一个削掉了鼻子。太子的老师都受到如此的惩罚，其他百姓犯了法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可想而知。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日益强盛，至秦王嬴政继位后，秦国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举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秦朝统治者推行暴政，徭役赋税繁重，穷奢极欲，滥用民力，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加之刑罚严苛，手段残忍，导致了民怨四起，天下百姓纷纷起来造反，使历史上贡献最大的朝代演变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这种基于“性恶论”的“霸道”理论和治理模式，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否定了社会存在着爱，存在着相互信任。爱和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法家的理论和政策破坏了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