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立足于人“性本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王道仁政”的“以德治国”的领导观念。中国历史上德治兴邦的范例也很多，西汉初期的汉文帝，在执政期间，推行休养生息国策，免收全国田赋12年，提倡农耕，加速农业发展，解放奴隶，免宫奴为庶人，废连坐，除肉刑，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安抚边境，营造出了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但是，“王道”假设也有偏颇，认为领导者是提出希望以人而不是命令者，是给人帮助的人而不是统治者，于是他们都不太重视“法”在治理中的作用，要从“性本善”出发，达到善的目标（仁政）。但是如何解释社会上的邪恶与犯罪，以及如何规制邪恶与犯罪？“王道”假设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和相应的处置方略，因而，被人批评为“迂阔而不切于实用”。

仁人型领导者——崇尚“王道”，过分注重“德服”，权威的基础在于其高尚的人格。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往往“仁有余而严不足”。仁人型领导者注重以身作则，认为禁令如果能够约束自身，就能行之于民众，但这往往只能是仁人型领导者的主观愿望而已。镜花水月，难以求得。

（三）“杂道”

法家和儒家提出的“霸道”和“王道”都是出自人的先天，而且都是为了寻找领导管理的根据来提出他们的思想，作为他们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归宿，法家的“人性恶”和儒家的“人性善”，虽说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王道”从事的是扬善事业，“霸道”从事的就是抑恶事业。不像“霸道”和“王道”人性假设那样，有明显的学派和代表人物，“杂道”是从中国古代各种学派的论述中概括出来的。

“杂道”人性假设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归宿是“人性有善有恶”的善恶兼论。历史上的告子就非常有见地地说过：“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与善不善也，犹如水无分于东西也。”这就是说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善可以转化为恶，恶可以转化为善。告子又进一步指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告子不执于性必为善恶一端而不变，较之人性必为善或为恶之说，又高了一个层次。但令人遗憾的是告子虽然认识到了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可以相互转化，却没有指出善恶转化的途径，以及建立在“有善有恶”人性假设基础上的领导模式。

光讲德治不讲法治，是治不好政的。讲了一辈子仁义道德的孔子，当上鲁国的司寇仅仅七天，就下令杀了一个少正卯。孔子请鲁哀公出兵讨伐弑君乱臣陈成子，这也是以“霸道”手段护卫“王道”。可见，道德必须以法律为后盾、为底线，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但是，光讲法治不讲德治，同样也是治不好政的。秦严刑酷法，迅速灭亡，因为“法不足以自行”。董仲舒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将二者加以整合，提出“杂道”人性假设。这一假设的前提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其核心内容就是德刑并重，注重德教的领导观念。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