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道”既体现了法家思想和法治手段，又体现了儒家思想和德治手段，同时，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和精华，将法治和德治融为一体，又作了主辅上的功能定位。通过法治“强制力”预防和减少“性恶”行为的发生，并在发生后给予公正的裁断和惩处；通过德治的“说服力”，锻炼人的品质，引人向善，逐渐除掉恶的因素，实现人生的价值。这里要特别重视德治的主旋律作用，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汉宣帝时期，一方面，国家政治结构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上下通道较为通畅，这时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已由汉初时的地方豪强转而逐步士族化。另一方面，中央皇权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汉皇朝奉行儒法并用，史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国家法制很严，但又不纯任酷吏，皇权政治积极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杂道”。汉武帝曾孙汉宣帝，为了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曾一语道破天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以宣帝时代政治清明，吏治循良，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这是整个西汉时期政治结构最为顺畅、政治效率最高、社会也最安定的一段时期。

诸葛亮也是“杂道”的施政者。治巴蜀初期“威之以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扬威将军法正对诸葛亮说：“高祖刘邦进关中，约法三章，废除苛法，而得民心。我们刚取得益州，按照客主关系，应多施点恩惠才行。”诸葛亮回答：“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末大乱的原因是秦王朝刑法苛刻，为政过猛。高祖以恩济威，取得了成功，而现在的情况是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以致于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因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知威，知恩，知重要，才能建立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恢复领导者的权威，抓住由乱入治的关键。

我们国家过去讲“依法治国”，现在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国”，完善了安邦治国之道。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必须相辅相成，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