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87年的财政状况，稳定的赤字状态更甚于现在。在那种情况下发动景气政策的时候，当然要尽量压缩“淡水部分”，而且要在有效果的政策上动脑筋，甚至可以说，这是对纳税人的义务。这样的主张美国也提过多次。

围绕着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方在1987年5月的紧急经济政策中，慷慨地端出“事业规模达到6兆日元”的大盘子以后，日美之间的相互争斗终于偃旗息鼓了。坊间传说这个政策是高级别的政治决策，在华盛顿履职的我对此几乎没有印象。但是，关于日元美元的汇率，在美国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个高潮，就是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三个月以后的美元暴跌。10月19日那一周，我到纽约去参加金融机构代表的例会，纽约联邦银行行长克里甘事前要求约见我。因为他说在21日早些时候时间方便，我担心交通堵塞就乘坐地铁在8点之前赶到了。他或许是根本不休息，眼睛充血，表情兴奋，在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作为给主要银行提供流动性资金的前线指挥，他淡淡地告诉我，金融体系的危险已经越过了难点，只是债券等其他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仍然持续混乱，不能放松监视。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从旅馆给银行科信托业务负责人中井省挂电话，说明了纽约的紧张形势。因为美元有暴跌的可能，委托他斟酌一下长期优惠贷款利率的上调能否延期。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好几天，因为特殊原因美元价格一直在上升，中井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小恐慌，结果没有去认真对待。后来接近年末的时候，美元急剧下落到121日元附近。这时的问题就不只是日元升值了，美元的全面贬值也令美国货币当局胆寒。更详细的内容我不了解，但从年末到第二年年初的时候，美元又很快回到了128日元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为美元托市，而这时日本是有短期外资引进限额限制的。虽然当时短期外资引进限额已经是“死去的”规定，但不能否定这次干预极为反常。美国如果陷入了困境往往不择手段，但反过来其他国家有了麻烦请求协助时美国总是充耳不闻。

众所周知，我在美国任职的时候，日本经济在1986年11月触底，然后开始了缓慢的恢复。但是日元升值恐怖症仍在经济界蔓延，前面谈到的春日议员的“化缘簿”事件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气氛，直到1987年上半年才走出一片漆黑，所谓切身感受到经济的恢复。到1987年秋天，终于实际感受到经济的复苏，日本企业家也慢慢找回了自信，而华盛顿对这种变化的认识还是存在着时差。到1987年年末的时候，日元美元的比价才到了顶峰。我想日元升值恐怖症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治愈的。

实际上，日本1988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仍然坚持扩大内需，为了向美国当局直接说明这一点，年初的时候英语精湛的主计官竹岛一彦受命来到华盛顿。因为政府的预算案一旦决定下来，主计局的官员就要分头向在野党和经济界等巡回说明预算的特色，这已经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了。难道美国政府也进入了需要事先进行斡旋的名单？我认为有点过分了，但大藏省总是把修正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对立起来，当时这是重要的政策课题。

华盛顿感到日本经济真的在向好已经是1988年春天了。我现在想起那一幕仍然感到意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是在5月份，日本青年企业家调查团经过纽约来到华盛顿，在大使官邸举办了晚餐会，我也在场。大部分企业家的意见是，日本的经济已经安全了，其中一个人表现得最为强硬，也可能是旅途疲劳喝醉了酒的缘故，在发表热情洋溢的感想时说，“美国已经没有可供学习的东西了，日本在一切方面都很先进。”虽然他不是春日议员选区的人，但距离“化缘簿事件”不过是一年多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如此变化，令人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