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心态

改变心态不仅困难，令人忐忑不安，甚至可能让人害怕。改变效应会在不同的层次产生，其中包括通过亲身体验、目睹事情成败，或是概念性知识等。至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体验到必须改变行为；例如，根据永续原则，运行城市发展计划。它提供了解、学习并联系的实际经验。个人借由直接了解，而将学习内化，并能在不同的环境下，重复这个学习过程，继而使它得以复制。至于参访最佳创意策略城市范例，则只提供了间接经验，并不那么有效。尽管如此，它仍能造成影响，尤其是这些计划若以不同的政策为基础时；例如，以网络技术作为授权、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具。靠读书或教学所获得的概念性知识，则传达了另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也代表借由整理思绪，它能改造行动，形成强大的力量。教育能发挥效用，达成这些目标吗？我们是否提供给了年轻人充分的机会，以让他们分享他人的经验、体验职场、见识各种生活条件，或提高对其他环境的认识？唯有到那时，他们才会了解自身所处的城市世界。

改变行为

以下有六种方式来改变行为与心态：

（1） 借由强迫或规范来控制；

（2）借由报酬或奖励来诱导；

（3）借由论据来说服；

（4）欺骗、愚弄或哄骗；

（5）诱发自愿与非自愿的奇特组合；

（6）建立并宣扬梦寐以求模式。

确信需要创造性变革的城市决策者，若要改变心态就必须规划影响策略。假使亲身体验能为改变行为提供最大的机会，那么究竟该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加以执行？它不像听来那样直截了当，并很可能会需要结合一切说服手段，而这需要考虑立即的、短期与长远的影响。靠论据来改变心态虽是最难、最慢的方式，却也是最持久、最有效的。

运用新思维

新思维应该在概念、训练、执行等三个层次上影响政策。其中第一个的目标在于，将我们如何整体看待城市予以再概念化，并改变典范转移模式。它与促成行动的重新评估的概念及想法有关，由于这会决定在其他层次要如何设想问题并加以处理，因此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将城市视为有机体，而不是机器就是个例子。将政策重心由实质的基础设施转往城市动能，还有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健康，这便意味着对城市问题的处理要有系统性的策略。它深植于“永续城市”（sustainable city）的概念，这概念本身就是典范转移的产物，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以响应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成长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麦道思〔Meadows〕等人著，1972年）。至于另一个例子，则是重新视交通为可及性（accessibility），而非移动性（mobility）部门；这最初为20世纪70年代的行人专用区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一层面的思考，与改变心态和促使心态转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