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得不佩服AIG的智慧，在20世纪60年代，它还只是美国一家中型财险公司时，便果断地放弃了个人财险这块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市场，而转向企业险市场，以工伤险为突破口逐步渗透其他责任险市场。尽管这些险种的市场规模不如车险大，但是其长尾风险的特征决定了在这些市场上定价比规模更加重要，它们为财险公司提供了一条规模以外的成长道路。

总之，金融创新的长尾风险对于金融集团是一项挑战，但对于专业化金融机构则是一种机遇，它将成就一批后全能银行时代的金融新贵们。

最后，在本书的第四篇，我们将视野从纯粹的金融机构扩大到“实业+金融”的产融集团。对于这类集团，金融业务的选择更加复杂，不仅要考虑金融业务间的关联性，还要考虑产业与金融的相互支撑。

产融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支持下金融业务的成本节约。在产业向金融自然延伸的第一个层次上，增值收益主要来自于产业支持下金融业务的经营成本节约，如卡特彼勒的“设备制造+设备金融”模式节约了违约成本，UPS的“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节约了信用风险控制成本，沃尔玛的“零售+消费信贷”模式节约了营销与管理成本。而在产融战略的第二个层次上，经营协同被提升到资本层面，增值收益主要来自于产业组合稳定现金流支持下的资金成本节约，如GE集团对GE金融的担保。

但无论在哪个层次上，产业基础都决定了金融业务的宽度和广度，当金融业务的风险超越了产业基础时，金融业务的高杠杆不仅不会贡献收益，还会放大风险。金融创新，无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产业集团，都是一把双刃剑。

综上所述，从欧美市场百年金融发展史看，金融价值链经历了从裂变到聚合的反复过程，证券化的出现推动了各类专业化金融机构的诞生，然后随着这些创新的成熟，它们又不断聚合为综合性的机构，同时，新的专业化机构也在诞生。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正经历这一过程，如何驾驭金融创新的长尾风险？这是金融集团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金融新贵们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