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化分散风险的理念下，集团总部的共用资本成为一个放大杠杆的支点，共用资本的比例越大，每个业务部门独立拨备的资本额就越少，节约的资本就越多，集团整体的杠杆率就越大，从而出现了欧洲大型银行的杠杆率超过专业化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的情况。

但是共用资本的理念忽视了金融业务的特殊性，平常相关度较低的业务，在危机中却会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如住房的次级抵押贷款和教育贷款，这本来是两个相关度较低的业务，但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产品CDO市场崩溃，然后蔓延到介于优先级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之间的Atr-A抵押贷款市场上。接着是商业地产的抵押贷款，一系列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导致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大幅上升，显示信用成本的信用互换产品CDS的点差翻了几倍，为信用风险提供担保的AIG等金融机构面临巨大损失。至此，风险已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几乎完全丧失，拍卖利率市场崩溃，而依靠拍卖利率来确定浮动利率水平的教育贷款证券化产品ARS市场冻结，UBS等金融机构被索赔。平常相关度较低的两种金融产品在一场危机中被联系在了一起。

风险串联不仅发生在产品层面，更发生在业务部门层面。富通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发生问题的是资本市场业务，集团动用共用资本金去弥补这部分亏损，导致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率降低，尽管它仍在法定底线以上，但客户和投资人的感觉是：亏损发生在资本市场业务上，但减少的却是商业银行部门的备用资本金。于是投资人开始抛售他们的股票，客户开始担心他们的存款，并最终引发了挤兑。除了商业银行遭遇挤兑外，UBS财富管理部门客户资金的大量流失、雷曼证券业务的冻结，也都是一种变相的挤兑，而AIG在被政府接管后被迫出售了自己运营良好的寿险业务，富通更是被分拆出售了80%的业务，从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到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再到保险公司，次贷风险几乎冲击了所有金融机构，其中很多业务都一度被视为低关联度的业务。

金融业务在危机中有很强的风险串联性，这种串联性可能在历史的数据中尚未体现，或被作为“噪音”过滤掉了，但这种串联一旦发生，将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破坏性打击。因此，共用资本的理念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金融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运营时，每个业务应该独立为自己的风险做足拨备，而不能依赖于集团总部或其他业务的危机救援，这虽然会多耗用很多资本 就UBS的例子看，各部门资本需求的简单加总会使总资本需求增加一倍 但却是必需的。

总之，金融集团的众多优势中不应包括资本节约这一项，而一个金融集团的杠杆率也不应该比专业化公司更高。

1.5.3 内部协作要求有限协同

既然集团运作不能节约风险资本，那么，金融集团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经营上的协同了。无论是花旗的“交叉销售”、“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还是UBS的“One Firm”，都在强调金融集团业务间的协作收益。现实中，这些收益也确实存在，但是收益总是与风险共存的，金融集团的内部协作也是一样。

首先是产品的内部定价问题，吸收和承担风险的“重资本”部门设计开发出来的产品，经由以中间业务为主的“轻资本”部门卖给客户，产品的转移过程中需要一次内部定价，它决定着两个部门的收益分享。内部支持总是倾向于更低的定价，但与一般产品不同，金融产品的成本由两部分组成，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既然资金成本不能轻易压缩，那么降低的只能是风险溢价，于是，在产品的内部协作过程中，风险被打折了，而在打折风险的基础上，客户部门变得更有动力来推销这一风险失真的产品，结果它越努力推销，风险的敞口就越大。